从该项记事之中显然可见,在最初之时,关于减少大使随从人员及马匹与骆驼数目以及其他不值尊重事物所给与之阻难及争论,此均足以证明贵国边疆事务长官对于俄罗斯国大使之显然恶劣对待,来到库伦以后,亲王与昂邦大臣曾经请求大使果洛夫宁伯爵对于遵照中国大皇帝陛下谕旨所设备之筵宴表示感谢,并依贵国习惯在香案之前实行三跪九叩之礼。
惟大使果洛夫宁伯爵早在进入贵国国境之前,已经与驻库伦亲王与昂邦大臣约定,接待大使之礼节应保持从前之先例,而从前之俄罗靳国使节,无论在库伦或在张家口,从来未曾受到强迫必须实行此种礼节,而只有在北京觐见中国大皇帝之时行之,因此大使果洛夫宁伯爵不降低所担任之崇高职位,即不能实行此种礼节。关于此事我院已经奏明我国仁慈君主大皇帝陛下,并奉谕旨如下:依照俄罗斯国及中国两帝国间之相邻与多年友好关系,朕曾派遣大使向中国大皇帝陛下致贺,
同时并曾委托伯爵果洛夫宁说明迄今悬而未决之关于划分领土界线之其他问题,中国理藩院曾经来函内称,闻悉派遣俄罗斯国大使之事,极为欣悦,现时何故又在接待该项大使之时,造成困难?显然可见,在库伦所发生之一切情事,未曾正确奏明中国大皇帝陛下,因此该枢密院关于此事应当进行详细说明。兹特钦遵我国大皇帝陛下谕旨,首先质询贵院,如果中国大皇帝陛下不便接待俄罗斯国大使,或不便准其进入北京,则贵院何以致函我院内称,贵国君主深为喜悦,同意接待我国之大使?
贵院来函内云,伯爵萨瓦弗拉基斯拉维奇曾经实行三跪九叩之礼,而伯爵果洛夫宁由于自己之骄傲竟致拒绝行此礼节,惟贵院可否以未曾眼见之事借词推诿,而对于伯爵萨瓦弗拉基斯拉维奇于北京觐见中国大皇帝陛下之时实行跪拜之礼,与亲王与昂邦大臣要求伯爵果洛夫宁在库伦于该亲王与昂邦大臣在场之时向香案实行此种礼节有何不同之处,伪为似乎不知所有曾经到过北京之俄罗斯使节,如一六七六年之斯帕发利公使、一六九三年之伊兹卜郎特代办公使、
一七二○年之伊兹玛依洛夫公使以及一七二六年最近派遣之伯爵萨瓦弗拉基斯拉维奇拉古金斯基公使,均系于觐见中国大皇帝陛下之时,依照贵国习惯实行三跪九叩之礼,自此时起我国已经接受此种礼节作为规则,而贵院经过郑重考虑之后亦表示同意,认为伯爵果洛夫宁不应放弃其各前辈使节之先例;何况伯爵果洛夫宁乃系枢密大臣并有一等文官职位,较诸先前之各使节更有重要地位。
根据上述之规则,伯爵果洛夫宁早于进入中国国境之前,已向驻库伦总管边疆事务长官亲王与昂邦大臣提出自己之书面保证,允于来到北京之后,依照自己前辈伊兹玛依洛夫及伯爵萨瓦弗拉基斯拉维奇之先例,于觐见中国大皇帝陛下之时实行三跪九叩之礼。嗣后,伯爵果洛夫宁接获驻库伦亲王与昂邦大臣进入贵国国境之许可,而同时并无一语述及要求伯爵果洛夫宁在库伦向香案实行跪拜礼节之贵国新习惯。
从上述情况中,我院可以断定贵国驻库伦办事长官亲王与昂邦大臣未将其与伯爵果洛夫宁之往来函件详细报知贵院,否则贵院不致向我院来函叙述不合实际情况之说明,亦将相信我方使人信服之解说,即所发生之一切不愉快情事,其原因不在于伯爵果洛夫宁,而在于亲王与昂邦大臣。因之或许上述在库伦跪拜之习惯,并非贵国之新规,乃为久已实行之古旧规则,只应由贵国所属之人民遵守,而非愿意恢复现有友好与睦谊关系之平等及强大国家派来使节之所应遵守。
如果此种规矩系在贵国不久以前之所实行,而为一切外国使节之所应遵守,则贵国总管边疆事务长官亲王与昂邦大臣曾与在恰克图之伯爵果洛夫宁关于减少随从人员、马匹、骆驼及其他问题,争议一月有余,何以不在当时即行告知俄国大使,而使俄国大使可以不入贵国国境,径自返回伊尔库次克,借以避免于如此严寒之冬季在蒙古草地忍受一切艰苦之遭遇。
所有此种情况,贵院是否知悉,抑系为驻库伦之亲王与昂邦大臣所隐蔽?惟无论如何,我院必须向贵院说明,似此行为殊非志愿维护相互睦谊及永恒友好关系之国家间所应有之道理;由于此种情形,直言无隐,是否可以断定贵院言行之不一致也。因此我国仁慈君主大皇帝陛下谕令我院分析此事之原委,辨明事实之真相,我院认为最好之方法为向贵院说明我院真实无隐之意见,敬候贵院对于此事之说明,依照此事之一切情况及公正之实际而言,大使果洛夫宁伯爵已经确切执行所奉之命令,
我院对其坚定拒绝不合其职位之行为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