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相接近，可惜他被"古圣成法"四个字缚住了，一定要习唐虞三代时的实务，未免陷于时代错误。即如六艺中"御"之一项，在春秋车战时候，诚为切用，今日何必要人人学赶车呢？如"礼"之一项，他要人习《仪札》十七篇里头的昏礼、冠礼、士相见礼......等等，岂不是唱滑稽戏吗？他这个学派不能盛行，未始不由于此。倘能把这种实习工夫，移用于科学，岂非不善！虽然，以此责备习斋，毕竟太苛了。第一，严格的科学，不过近百余年的产物，不能责望诸古人。第二，他说要如古人之习六艺，并非说专习古时代之六艺，如学技击便是学射，学西洋算术便是学数，李恕谷已屡屡论及了。第三，他说要习六艺之类的学问，非特专限于这六件，所以他最喜欢说"兵农礼乐水火工虞"。总而言之，凡属于虚玄的学问，他无一件不反列；凡属于实验的学问，他无一件不赞成。
虽然，颜李与科学家，正自有别。科学家之实验实习，其目的专在知识之追求。颜李虽亦认此为增进知识之一法门，其目的实在人格全部之磨练。他们最爱说的话，曰"身心一齐竦起"，曰"人己事物一致"，曰"身心道艺一致加功"。以习礼论，有俯仰升降进退之节，所以劳动身体，习行时必严恭寅畏，所以振竦精神，讲求节文度数，所以增长智慧。每日如此做去，则身心两方面之锻炼，常平均用力而无间断，拿现代术语来讲，则体育、德育、智育"三位合一"也。颜李之理想的教育方针，实在如此。他们认这三件事缺一不可，又认这三件事非同时着力不可。
他们锻炼心能之法，务在"提竦精神，使心常灵活"。（《习斋年谱》卷上）习斋解《孟子》操则存，舍则亡"两句活，说道："识得'出入无时'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的，又如操兵操国柄之操，操兵必要坐作进退如法，操国柄必要运转得政务。今要操心，却要把持一个死寂，如何谓之操？"（《四书正误》卷六。案：此钱绪山语，习斋取之）盖宋儒言存养之法，主要在令不起一杂念，令心中无一事。颜李则"不论有事无事，有念无念，皆持以敬"。（《恕谷年谱》卷三）拿现在的话来讲，则时时刻刻集中精神便是。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习斋说："此三语最为赅切详备。盖执事、与人之外皆居处也，则凡非礼勿视听言动具是矣；居处、与人之外皆执事也，则凡礼乐射御书数之类具是矣；居处、执事之外皆与人也，则凡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先施皆具是矣"（《言行录．学人篇》）做一件事，便集中精神于一件事。接一个人，便集中精神于一个人。不做事不接人而自己独处的时候，便提起一种严肃的精神，令身心不致散漫无归着，这是颜李学派修养的不二法门。
习斋好动恶静，所以论学论政，皆以日日改良进步为目标。他有一天鼓琴弦断，解而更张之，音调顿佳，因叹道："为学而惰，为政而懈，亦宜思有以更张之也。彼无志之人，乐言迁就、惮于更张、死而后己者，可哀也。"（《言行录．鼓琴篇》）又说："学者须振萎惰，破因循，每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即日新之学也。改心之过，迁心之善，谓之正心；改身之过，迁身之善，谓之修身；改家国天下之过，迁家国天下之善，谓之齐治平。学者但不见今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便是昏惰了一日。为政者但不见今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便是苟且了一日。"（《言行录．王次亭篇》）总之，常常活着不叫他死，常常新着不叫他旧，便是颜李主动之学。他们所谓身心内外一齐振起者，指此。
习斋不喜欢谈哲理，但他对于"性"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主张。中国哲学上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性善恶论"。因为这问题和教育方针关系最密切，所以向来学者极重视它。孟子，告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各有各的见解。到宋儒程朱，则将性分而为二：一、义理之性，是善的，二、气质之性，是恶的。其教育方针，则以"变化气质"为归宿。习斋大反对此说，著《存性编》驳他们，首言性不能分为理气，更不能谓气质为恶。其略曰：
......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统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譬之目矣，眶疱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疱睛乃视邪色乎？余谓更不必分何者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能视即目是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启超案：孟子论性善，附带着论"情"、论"才"，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又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习斋释这三个字道："心之理曰性，性之动曰情，情之力曰才。"见《年谱》卷下。《存性编》亦有专章释此三字，今不详引）皆不可以恶言。盖详且远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恶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动，障蔽其明，然后有淫视，而恶始名焉。然其为之引动者，性之咎乎？气质之咎乎？若归咎于气质，是必无此目，然后可全目之性矣。......"（《存性篇?驳气质性恶》）
然则性善的人，为什么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