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于速朽"，但或者是他关于人生问题一种特别见解，也未可知。总之我们佩服梨洲，不仅在他的学问，而实在他的人格。学者若要稍为详细的知道，请读全谢山的《梨洲先生神道碑铭》。（《鲒埼亭集》卷十一）
梨洲的父亲被逮人狱时，告诉他一句话："学者最要紧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所以梨洲自少时即致力史学。他家里藏书本甚多，同乡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范氏天一阁的书，都到处借抄借读，所以他记诵极博，各门学问都有所探索。他少年便从刘蕺山受学，终身奉为依归，所以清初王学，不能不认他为嫡派。全谢山总论梨洲学术曰：
"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槽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横渠，北宋理学先驱之一张载的别号）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东莱，南宋学者吕祖谦的别号）之文献，艮斋、止斋（艮斋、止斋，南宋永嘉学派创抬人薛季宣、陈傅良的别号）之经制，水心（水心，南宋永嘉学派领袖叶适的别号）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壁，自来儒林所未有也。"
陈悔庐（1658一1714，名汝咸，字莘学，别字悔庐，号心斋，清浙江鄞县人。康熙时状元，官至大理寺少卿，自称生平得力于"慎独"之旨，有《兼山堂遗稿》）说：
"梨洲黄子之教人，颇泛滥诸家，然其意在乎博学详说以集其成。而其归究于蕺山慎独之旨，乍听之似驳，而实未尝不醇。"（全谢山《大理陈公神道碑铭》）
这两段话对于梨洲学风，说得最为明白。谢山虽极其崇拜梨洲，然亦不阿其所好。他说：
"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二，"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鲒埼亭集?答问（南雷〕学术帖子》）
这段话把梨洲的短处，也说得公平。总之梨洲纯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
梨洲之学，自然是以阳明为根底，但他对于阳明所谓"致良知"有一种新解释。他说：
阳明说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阳明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而必欲自为一说耶？（《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像他这样解释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很有点像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你想认识路，只要往前行过，便自了然，关着门冥想路程，总是枉用功夫，所以他于对本体的测度想象，都认为无益。梨洲的见解如此，所以他一生无日不做事，无日不读书，独于静坐参悟一类工夫，绝不提倡。他这种解释，是否适合阳明本意，另为一问题，总之和王门所传有点不同了。所以可以说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
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梨洲极自负他的《明夷待访录》。顾亭林亦极重之。亭林与梨洲书云："读《待访录》，知百王之敝可以复振"。其折服可谓至矣。今本篇目如下：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学校 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 方镇 田制一 田制二 兵制一 兵制二 兵制三 财计一 财计二 凡二十篇。惟据全谢山跋云："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不尽出。"然者书尚非足本，很可惜。此书乾隆间入禁书类，光绪间维新派人士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是向满洲上条陈。《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死，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据唐代杜淹《文中子世家》谓王通二十岁时，曾至长安向隋文帝献《太平策》十二道，因公卿不悦而未被采用。王通为绛州龙门人，地当黄河、汾水之间，故称河汾太平之策，黄宗羲《南历诗历》卷二《送万季野贞一北上》："猗兰幽谷真难闭，人物京师谁与题？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奠轻题。"-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多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卢梭《民约论》于1762年出版，时当清乾隆二十七年。作者谓《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元、二年，即1662～63年，如此则早于《民约论》一百年或九十九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其开卷第一篇《原君》，从社会起原说起，先论君主之职务，次说道：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诸子孙，受享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