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在清朝汉学大盛的时候，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都是以攻朱尊序著名的。尊序与宗朱，是几百年诗经学研究中激烈争论的中心。在这时期，能够不牵涉到这个聚讼纷争中去，而能从诗的本义说诗的，只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几个人。崔述写读风偶识时有否见到过诗经通论；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却是明显地受到姚氏的影响。
姚际恒，字立方(四库提要谓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长期居住在浙江的仁和，康熙时诸生，与毛奇龄同时，也是毛的学问上的诤友。武林道古录中谓：「少折节读书，泛滥百家，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余婚嫁毕而注九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浙江通志经籍门载，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此外并有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庸言录等著作，足见其治学范围之广。
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与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所载，阎若璩对于伪古文尚书的考证，多引证姚际恒尚书通论的见解，礼记通论也多散入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各篇。毛奇龄西河诗话中盛称其经学根柢的深厚。可见在清初，姚际恒即以博淹通敏与大胆疑古为学术界所见重。其所著除九经通论中的诗经、仪礼两种，以及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等几种外，大多已亡佚。
诗经通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依傍诗序，不附和集传，能从诗的本文中探求诗的意旨，从而对诗经的内容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作者在自序中谓「惟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摆脱汉、宋人的门户之见，大胆地怀疑古人的说法，置诗经于平易近人之境，这种自由立论，不拘于朴学家繁琐饾饤的考据，开辟了说诗的新风气。譬如卫风硕人一诗，毛诗序以为是「闵庄姜」，集传因仍序说，各家的注疏也都无异辞；至姚际恒才力辟其说的无稽，指出诗序明明依据左传的「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几句附会而成。
又如召南小星，齐、鲁二家之说固已不可详知，韩诗以为是劳人行役之作(见韩诗外传卷一)，这是较近于诗意的，毛诗序却认为是「惠及下也」，集传也说是「南国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这些都遭到诗经通论作者的有力驳斥。姚氏指出集传虽然表示力反序说，但因袭旧说之处仍然不少，甚至于「时复阳违之而阴从之」。元、明以后，朱熹的诗集传被封建朝廷定为科举取士的准则，同样成为拘囿知识分子头脑的工具，姚际恒的这种抨击，客观上起了一种启懵破惑的作用。
姚氏对于诗旨的诠释，有汉学家穷委竟原、谨严自守的优点，而无其固滞胶结的毛病。最明显的如邶风击鼓，诗序以为怨州吁用兵，郑笺更以为鲁隐公四年卫国与宋、陈、蔡伐郑之事，历来都认为如此，独姚际恒破几千年的疑案，据左传所记，详为剖析，谓是鲁宣公十二年宋伐陈、卫穆公出兵救陈时事。而对于雄雉、蝃蝀、叔于田、遵大路、皇矣等诗，诸说纷云，他不赞成前人的说法，但也没有新见，于是都以「不得其解」存疑，这种态度比起汉宋说诗家的迂腐穿凿，要通达信实得多了。
但姚际恒终究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他不得不受到封建礼教思想和传袭的传、疏学说所局限。对于一些天真活泼的男女恋歌，他都认为是「刺淫之诗」。他在书前诗旨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谓淫诗，则思之邪甚矣，曷为以此一言蔽之耶？盖其时间有淫风，诗人举其事与其言以为刺，此正思无邪之确证？何也？淫者，邪也，恶而刺之，思无邪矣。今尚以为淫诗，得无大背圣人之训乎？」对于一些男女相思之情的作品，姚氏同毛、郑一样，硬加上君臣或朋友思念等等的封建教条，将正面的描写说成反面的讽刺。
可见他虽然可以攻诗序，攻朱熹，而对于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系统是不能打破的。这不只姚氏是这样，连后来态度比他激烈得多的崔述、方玉润两人也都不免如此，读风偶识认为这些作品都是「惩淫荡之风」，方玉润以为「溱洧则刺淫，非淫者所自作」(诗经原始卷五)。其它像绿衣、日月、七月、鱼丽等篇，姚氏驳斥集传，虽有是处，实近枝节，态度不无偏激，使人感到好像专为攻朱而作的。这都是诗经通论一书的疵病。
诗经收辑了西周初年到春秋时期五、六百年中的歌谣乐章，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的创作。它们最朴素而又最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真淳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以及各个阶级、阶层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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