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子夏所序三百十一篇悉紊其次：以鹤鸣先鹿鸣，于是四始乱矣。何彼秾矣，南也而入之风；黄鸟、我行其野、无将大东、采绿、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雅也而入之风；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风也而入之颂，于是六义乱矣。至于列国之风，移易错杂，雅颂亦然。又删去笙诗，简兮曰柬兮，东门之墠曰唐棣，还曰营，卢令曰庐令，？曰野？六篇之目。
而且更野有死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太叔，山有扶苏曰扶胥，出其东门曰东门，兔爰曰有兔，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华曰煌华，圻父曰圻招，大东曰小东，信南山曰南山，此亦有何关系，必求异于子夏所序之诗乎？(眉按，彝尊信诗序出于子夏固误；然就上所举；亦足证丰坊作伪求异之心理。)尤可怪者：邶墉卫诗虽分为三，然延陵季子来观乐曰：「我闻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则同为卫诗矣；而乃以邶为管叔时诗，墉为霍叔时诗。
又以小雅为小正，大雅为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贡反袭其言，窃「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修身则道立」以下十句，以说小正；窃大学「心正而身修」四句以传关雎，陋矣哉！本欲伸己之诐辞邪说，而厚诬先贤，可谓妄人也已矣！』毛奇龄诗传诗说驳议论诗说曰：『申培鲁人，善说诗，故汉书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而艺文志亦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则申培说诗，固自有据。但传又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无传」，言第有口授，无传文也。
则申公虽说诗而无传文。即志又云，所载鲁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学有石经鲁诗六卷。则申公说诗，虽有传文，亦第名鲁故、鲁说、鲁诗，不名诗说。即谓鲁说即诗说，然诗说祇二十四篇，无卷次，亦并非二十八卷与二十五卷、六卷。况隋志又云「鲁诗亡于西晋」，则虽有传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曰：「鲁诗亡于西晋，则西晋后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晋之所亡者，不即为明代之所出者耶？」则又不然：夫鲁诗至西晋始亡，则西晋以前，凡汉魏说诗有从鲁诗者，则必当与今说相合。
乃汉魏以来说诗不一，例如汉杜钦云：佩玉晏鸣，关雎刺之。注云：此鲁诗也，今诗说所载，反剽窃匡衡所论，如云风诗之首，王化之基，曾不一云刺诗。如刘向列女传云：燕燕，夫人定姜之诗，或云此鲁诗，而诗说反袭毛郑为庄姜戴妫大归之诗。如此者不可胜数。则今之诗说，全非旧之诗故，居然可知。』
眉按：诗传诗说皆升鲁于邶墉之前，降郑于郐曹之后，其次第既一一吻合，而所解亦彼此互证；汉代传经，悉用隶书，此二书则皆用古篆，可见同出一手，不俟两辨。王士禄以诗说为别一妄人依傍诗传而作，非也。而邹忠允作诗传阐，独信传而斥说，强分朱碧，更属可笑。朱彝尊之跋鲁诗世学曰：『鲁诗亡于西晋，自晋以后，孰得见之。其仅存可证者：洪丞相适隶释所载蔡邕残碑数篇，如河水清且涟漪作兮，不稼不穑作啬，坎坎伐轮兮作欿欿，三岁贯女作宦女，山有枢作蓲；
此外素衣朱薄作绡，见仪礼注；伤如之何作阳，见尔雅注；艳妻扇方处作阎妻，中冓之言作中●，见汉书注；而丰氏本则仍同毛传之文，是未睹鲁诗之文也。楚元王受诗于浮邱伯，刘向元王之后，故新序、说苑、列女传说诗，皆依鲁故，其义与毛传不同，而丰氏本无与诸诗合，是未详鲁诗之义也。至于定之方中为楚宫移入鲁颂；又移逸诗唐棣之华四句于东门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名为唐棣；又增益渐渐之石之辞曰：「马鸣萧萧，陟彼崖矣。月丽于箕，风扬沙矣。
武人东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见，狎侮圣人之言，且虑己之作伪，未能取信于人，则又假托黄文裕佐作序。中间欲申鲁说而改易毛郑者，皆托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遗余力。然文裕自有诗传通解行世，其自序略云：「汉兴，鲁齐韩三家列于学官，史称鲁最为近之。其后三家废而毛诗独行。世或泥于鲁为近一语，必欲宗之；然鲁诗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以为刺康王而作，固已异于孔子之言矣。又曰，驺虞掌鸟兽官，古有梁驺，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岂可以天子言哉？
其为周南召南首尾已谬至此。」以是观之，则文裕言诗，不主于鲁明矣。杨文懿着诗秘钞，改编诗之定次，文裕罪其师心僭妄，是岂肯尽弃其学，而甘心助丰氏之邪说乎？』彝尊是跋，以未睹鲁诗之文，未详鲁诗之义，攻丰坊二书之伪，足与经义考驳义相阐发。其与姚氏略异者，姚氏谓二书与诗经通解亦多暗合，彝尊则谓黄佐井非主鲁诗者。但二说亦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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