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延佑七年（一三二○），苏志道病死，不久其妻亦去世。苏天爵丁内外艰，离职家居守丧。服除，调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自此历迁翰林修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集贤侍讲学士、两浙都转运使等二十余职。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农民战争爆发，天完红巾军起自湖北，沿江而下，攻取江东、江西、两浙之地，东南为之震动。次年，元朝政府调苏天爵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总兵于饶（路治今江西鄱阳）、信（路治今江西上饶）一带。不久，病卒于军中，年五十九。其生平事迹略见元史本传（本书附录已收）。
苏天爵入仕以后，迁转二十余职。其中最受人称道的，是在监察系统中任职时的作为。他曾前后八次在监察系统任职，受人称道的有三次。至顺二年（一三三一）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次年奉命虑囚湖北。元代江南湖北道所辖范围包括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所统地大以远，其西南诸郡民獠错居，俗素犷悍喜斗争，狱事为最繁」。苏天爵「不畏山溪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虽盛暑犹夜篝灯阅文书无少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在当地平反寃狱多起。这次经历后来由黄溍写成苏御史治狱记一文，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在士大夫中间博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此以前，人们对他的印象是：「泯泯默默，惟沉潜载籍，若他无所能者。」这时才知道他精明干练，长于吏事。陈旅：送苏伯修治书西台诗序，安雅堂集卷五。这次录囚不过数月，同年七月即离任。元统元年（一三三三），苏天爵改监察御史，在官四月，章四十五上。「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元朝不设谏官，监察御史兼有匡谏之责，「然居是官者往往致详六察，于匡谏之道则或未尽」。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状况造成的。监察御史主要由汉人充任，而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在政治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苏天爵所上章疏，除了劾举之外，还「言当畏天变，奉宗庙，保圣躬，辅圣德，止畋猎，大臣不当增广居第」；陈旅：跋松厅章疏，安雅堂集卷十三；又见本书卷首。「自圣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苟有关乎大体，系乎得失，知无不言」。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他能于监察、匡谏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注意。所上奏疏曾由他自己编为松厅章疏五卷，已佚，但部分已收入本书。
至正五年（一三四五），苏天爵被派充京畿奉使宣抚，出巡京畿（大都周围）地区。奉使宣抚从性质来说也是一项监察工作，但系元朝政府的临时派遣。元顺帝即位后，政治更形混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吏弊未祛，民瘼滋甚」。于是便「遣官分道奉使宣抚」，「询民疾苦，疏涤寃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四。总的来说这一措施是失败的，奉使者大都不过虚应故事而已，「使者所至，持诉牒遮马首号呼者千百余辈，皆漫不加省，不过即官署一布德音而去」。赵汸：书苏奉使本末后，东山存稿卷五。当时民间歌谣唱道：「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其中也有极少数例外，苏天爵便是一个。他在京畿各地宣抚，「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这样做反而引起了当权者的猜忌，「竟坐不称职罢归」。元史本传。按，书苏奉使本末后所引兴除、纠劾数不同。
除了上述三次以外，苏天爵还曾任御史台都事、元史本传记天爵于后至元二年（一三三六）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郎中从五品，侍郎正四品，而御史台都事为首领官，正七品。疑有误。淮东道肃政廉访使、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山东道肃政廉访使等职。他还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和文化教育部门担任过各种职务，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
苏天爵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负。他受过理学的严格熏陶，追求的是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平日论治道，必本三代，所谓明道术，正人心，育贤才，兴教化，盖拳拳焉」。赵汸：送江浙参政苏公赴大都路总管序，东山存稿卷二。但他有实际的从政经验，深知法制刑政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提出：「礼乐教化固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实辅治之具。」乞续编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国之重者，莫先乎刑」。乞详定鬬殴杀人罪，滋溪文稿卷二十七。本书共收章疏十九篇，其中有半数以上涉及法制刑政问题，可见他的注意所在。元末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苏天爵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指出，苛政暴敛，百姓饥寒，是「盗贼」滋多的原因。「盖犯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为盗则饥。饥饿之与受刑，均为一死，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则民之相率而为盗，是岂得已。长民者可不为之深念乎！」所以，既要加强法制刑政，又要选官恤民，减轻赋役。「大抵安民之术，不夺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