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苏天爵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负。他受过理学的严格熏陶，追求的是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平日论治道，必本三代，所谓明道术，正人心，育贤才，兴教化，盖拳拳焉」。赵汸：送江浙参政苏公赴大都路总管序，东山存稿卷二。但他有实际的从政经验，深知法制刑政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提出：「礼乐教化固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实辅治之具。」乞续编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国之重者，莫先乎刑」。乞详定鬬殴杀人罪，滋溪文稿卷二十七。本书共收章疏十九篇，其中有半数以上涉及法制刑政问题，可见他的注意所在。
元末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苏天爵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指出，苛政暴敛，百姓饥寒，是「盗贼」滋多的原因。「盖犯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为盗则饥。饥饿之与受刑，均为一死，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则民之相率而为盗，是岂得已。长民者可不为之深念乎！」所以，既要加强法制刑政，又要选官恤民，减轻赋役。「大抵安民之术，不夺其时，不伤其财，惟禁其为非，而去其为害，则民皆安堵矣」。山东建言三事，滋溪文稿卷二十七。
「不夺其时」，是要人民能从事简单的再生产；「不伤其财」，是使人民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祇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禁止其「为非」「为害」才能有效，社会才能安定。他还反复强调刑狱寃滥的严重性，指出，「州县官吏辄敢恣意杀人」，「愤怒蕴于人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必须「恤刑」、「录囚」，使「有不敢生事扰民，罪囚不致寃滥死损」。禁治死损罪囚，滋溪文稿卷二十七。「刑政肃清」，「草窃有不知畏乎！禁治死损罪囚，滋溪文稿卷二十七。
他曾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建议，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努力把上述想法付诸实现。但是，统治者并不曾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事实上在一个腐朽的官僚统治体系内部也不可能按这些意见去办），他自己的努力犹如杯水车薪，根本不能阻挡元朝政权日益腐化的没落趋势。
苏天爵对元朝统治是极端忠诚的。他不断为元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深仁厚泽，涵育众生」之类言语，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他认为「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论不可数赦，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元顺帝统治时期，政治黑暗，人民困苦，苏天爵完全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在奏疏中一再言及。但他认为上述严重情况是官吏贪污枉法所致，而天子圣明，「恩泽汪濊，诞洽臣民」。恭书圣德颂后，见本书卷三十。在他看来，元朝是「正统」所在，它取代金、宋，统一全国，是天命所归，完全合理的。
苏天爵持这样的政治态度，并非偶然。北方汉族士大夫先后经历金、元两代统治，他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强调「夷夏大防」，而是「用夏变夷」；不是反对元朝统治，而是积极劝说、促使元朝统治者接受并推行「汉法」。苏天爵是元代后期位列显要的少数北方汉族士大夫之一，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也有很高的地位。他是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思想上也有代表性。
（二）
苏天爵在国学读书时即以「力学善文」知名，王守诚：国朝文类跋。释褐入仕后仍然「嗜学不厌」。宋本：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著名学者马祖常赞扬他「读经稽古，文皆有法度，当负斯文之任于十年之后也」。见本书卷首。果然，元朝末年，「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元史本传。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人物。
从学术渊源来说，苏天爵入国学前受业于安熙，而安熙则是元初北方著名理学家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教授学生，「入学以居敬为本，读书以经术为先」。默庵先生安君行状，见本书卷二十二。他的言行对苏天爵有很大的影响。入国学后，受业于理学大师吴澄。吴澄是元代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因此，苏天爵笃信理学，时时以倡明理学自命。他曾先后刊印朱熹编伊洛渊源录和辑录许衡「褒封之制、奏对之书及其哀诔之文」为内容的正学编，目的都是为了使学者「知夫学术源流之正」，「知求圣贤之学而学焉，则真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
伊洛渊源录序，见本书卷五；正学编序，见本书卷六。应该指出的是，元代理学门户之见颇盛，陆九渊心学一派受朱学排挤，趋向衰微；在朱学内部，北方许衡、刘因两人门下势同水火，互相攻讦；而南方吴澄也受到许氏弟子的非议，以致不能在国学立足。苏天爵则不为此所囿，他调和许、刘，尊崇吴澄，对陆学亦加肯定，这在当时是难得的。但在理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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