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他并无专门著作，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理学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历史学上。
苏天爵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苏天爵从青年时起即有志于著述，并以保存文献为己任。他自就读国子学就「手抄近世诸名公及当代闻人逸士述作，日无倦容」。王守诚：国朝文类跋。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先后编成国朝名臣事略和国朝文类二书。前者以人物为中心，选辑各种资料，所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都是元初（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功绩卓著的名臣。刘因得以列名其间，则与苏天爵推崇理学有关。此书仿照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但又有所创新。
全书采用各种文献达一百三十余种，有不少原书已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片段。后来明人修元史，其列传部份，从体例到取材都受名臣事略一书的影响。韩儒林：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载穹庐集；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载元代史新探。后者按文体编录，「乃搜集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着、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苏天爵选编此书的原则是：「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
」陈旅：国朝文类序。显然，他选编的着眼点是经世致用，以政治标准为主，目的是为编纂当代的历史积累数据。这两种书在元代后期刊行后已博得普遍的赞誉，有人说：「山林晚进得窥国朝文献之盛者，赖此二书而已。」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东山存稿卷五。在今天，更是研究有元一代历史者必读的基本典籍。
元朝效法前代的制度，在每位皇帝死后都要修纂实录，此事通常由翰林国史院负责。苏天爵前后二度任职史馆。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为翰林国史院典籍官，不久迁应奉翰林文字（仍为从七品）。到至顺二年（一三三○）升翰林修撰（从六品），同年迁南台监察御史。这一次在翰林国史院前后长达七年左右。第二次是元统二年（一三三四），由监察御史迁翰林待制（正五品），但不久改中书右司都事。在两次任职翰林国史院期间，他曾先后参预纂修英宗实录和文宗实录。
元朝对于实录纂修人选十分重视，与其事者除蒙古重臣外，例选当时有声望的汉人士大夫担任。这既是一种荣誉，又是升迁的机会。苏天爵两度参与其事，足以说明他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而每次实录的完成，都使他得以晋升官职。
元朝诸帝实录，为明代编纂元史的本纪部分，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实录的编纂，无疑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在这里需要对某些史实加以说明。据元史本传，苏天爵在「至顺元年预修武宗实录」，元统二年「预修文宗实录」，历来论述苏氏史学者，均以此为据。如孙克宽：滋溪文稿别记，收在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湾中华书局一九六八年版）中。萧启庆教授则认为天爵先后预修武宗、文宗、英宗三朝实录，后者不见于本传，但天爵所撰黄清老墓碑中曾提及。
萧氏前引文。黄清老墓碑见滋溪文稿卷十三。按，萧氏指出天爵预修英宗实录，为前人所未发，至为可贵。但预修三朝实录之说，仍可商榷。问题出在武宗实录上。至大四年（一三一一），武宗死，仁宗嗣位，即「命翰林国史院纂修先帝实录」。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主其事者为程巨夫、袁桷、元明善等。元史程巨夫传和元明善传都说皇庆元年（一三一二）修武宗实录。元史卷一百七十二、卷一百八十一。程巨夫的进三朝实录表作于皇庆元年十月，所进三朝实录是顺宗实录一卷、成宗实录五十六卷、武宗实录五十卷。
国朝文类卷十六。这一年苏天爵方十九岁，尚未入国学，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参预修武宗实录的。后来有的记载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为武宗实录系元明善和苏天爵合修，所根据的即是元史本传，不足为凭。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条。另据元史本纪中的记载，英宗实录的纂修始于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到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五月，「翰林国史院修英宗实录成」。足征元史苏天爵传中所说至顺元年预修的不可能是武宗实录而应是英宗实录。苏天爵在黄清老墓碑中说：「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终，国有大故，命公与天爵修撰，为成书四十卷。
」所谓「国有大故」，系指泰定帝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以致兵戎相见而言，这条记载更可以说明天爵确曾预修英宗实录。
实录是元代「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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