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狄青传》不记与曾公亮论方略之详，考一代家传别录，有不可胜书者矣。又如史弥远之传，但序官阀，兼载奏章，而末缀数语，谪其奸邪。首尾两截，褒刺失据，不已疏乎？作史者既无要领，则纪载不得不烦。凡窜身边事，挂籍党人者，人立一传，浩如烟海，而才人志士，参列其间者，类皆冒没于枯竹汗简之中，不已亻真乎？秉笔之臣，身在胜国，有岛夷索虏之嫌，内夏外夷，安攘恢复之大义，皆未敢以讼言。至于靖康之流离，淳熙之屈辱，皆没而不书，则何以著臣虏之羞，严事仇之讨乎？
它如崖山之故事，桑海之遗录，与宋之遗民故老，哭西台而树冬青者，一切抑没而不书。虽曰定、哀多微词，不已过乎？此《宋史》之失也。《元史》成于洪武二年，元统已后，续成于三年。自开局以至削稿，皆不过五六月而已。国初禁网促数，多所忌讳，而又限之以条例，要之以时日，焚膏宿火，仅而成书。非有老于文学，熟谙掌故，如宋、王二君子总领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仅可称稿草而已。其初进之表，所谓往牒舛讹之已甚，而他书参考之无凭，虽竭忠勤，难逃疏漏者，盖实录也。
此四史得失之梗概也。明兴，至嘉靖、万历之间，谈史者纷如矣。以郑端简之博雅，其论赞可比于陈寿，而才识远不逮于欧阳，又况于所谓侈谈古文者，其于史家之法，概未有闻焉者乎？万历中以阁臣之请，开局纂修，未卒业而报罢，论者惜之。虽然，令南充不死，史局不罢，一代之成书，遂可凌唐、宋而上之乎？於乎！此非生之所敢知也。以二百五十余年之久，日历起居，因仍往事，轩上计，弗询郡国，一旦欲贯串掌故，罗放失，盖已难矣。其尤难者，则无甚于国初。
《秦楚之际》，太史公有《月表》矣，系楚于秦，所以系汉于楚也。龙凤之于我明也，高皇帝未尝讳也，而载笔之臣讳之。今其事若存若亡矣，即不必列之世家，亦当存以《月表》之法，而谁与征之？伪周之事，一时遗臣故老，如陈基、王逢所纪载，皆凿凿可据，而考之《元史》、国史，无论事实牾，即岁月亦且互异。基与修《元史》，非见闻异辞者也，而又使谁正之？至于鄱阳代溺之事，青田牧竖之言，传讹增益，其诬较然，而至今未有是正者也。
生以为史未可轻言也。诚有意于史，则亦先庀其史事而已。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汉则刘，三国至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通鉴》之有《长编》，所谓先庀其史者也。今之《会典》，古之《六典》《会要》也。《唐六典》为卷仅三十，一代之典章备焉。今不可及矣。唐、宋《会要》，皆不可得见，独元朝《经世大典》出于虞集辈之纂修者，仿《六典》之例，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别，凡君事四：曰帝号、帝训、帝制、帝系；
臣事六：曰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二典。读其序录篇目，其义例井如也。仿而为之，而书志之事举矣。宋人《琬琰》之录，汇聚家状别录，以备采择。而元人苏天爵《名臣事略》之辑，先疏其人而件系其事，自鲁国、淮安以迄于司徒文正，有元一代之人物，荟撮于数卷之中。今所传献征诸书，足汗牛马，以方天爵之书，蔑如也。仿而为之，而列传之事举矣。此所谓庀史事者也。若夫史法，则存乎其人而已。李翱有言：“唐有天下，圣明继于周、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晔、陈寿所为。
”以盛明之世，蓬山芸阁，比肩接武，岂无欧阳氏者奋笔其间，而徒如李翱之愤懑于唐乎？则亦待其人而已矣。明问又谓宋以后四史亦当隐括芟削，以附欧阳氏之后，此格论也，然而其任益难矣。曾子固为《南齐书目录序》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是故能会通一代之事者，其中能囊括天下之事者也。能铨配一代之人者，其中能包裹天下之人者也。譬之匠人，县地视景，其目力绝出于都邑之外，而后可以营建都邑。
不然，虽审曲面势，穷老尽气，亦谓之众工而已。愚生伏习章句，见不出衣鱼壁蠹之外，何足以知史事？辄因明问，而述其旧闻如此。执事者其进而教之。
△第五问
问：世之言兵法者皆宗黄帝，所谓余奇为握者是已。然又以谓或本于八卦，或出于井田，其说可得而详欤？三代以下，如诸葛武侯之于蜀，李卫公之于唐，皆以善阵名，皆有合于握机之遗法与？说《诗》者以《常武》之诗为先王用兵之法。夫兵之有法，圣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也。以有兵胜无兵，以有法胜无法，是不可以不极论也。东师之出，盖累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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