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每条上利害，多所罢行，乡人赖之。如是而已。令彬果逊国遗臣，纵从亡访主，多所讳忌，独不当云曾受先朝辟召乎？即不然，亦一老明经也。其生平读书缵文，何以尽没而不书乎？文定之表，盖据明古行状，何失实一至于此？其必无者一也。表称每治水诸使行县，县官以为能，推使前对，反覆辨论，无所畏。彬既从亡间归，尚敢邛首伸眉，领诸父老抗论使者前，独不畏人物色乎？县官岂无耳者，独不知为故翰林侍书，推使前对使者乎？其必无者二也。
表记彬生平自缚吏诣阙，足迹不出里。录载其间关访主，廿年之间，遍走海内，何相背也？洪熙初，奉诏籍报民间废田，减邑税若干石，以录考之，彬方访帝于滇南，何暇及此？其必无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诺，遇事不计利害，至死不悔。而录云以从亡为仇家所中，死于狱。彬实未曾死狱，而云以从亡死狱，甚其词以觊恤也。表书其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录云后三日。书其年六十有二，而录云六十七。卒之年与日皆舛误。其必无者四也。从亡徇志之臣，或生牧圉，或死膏草野，或湮灭而渊沉，或鸟集而兽散。
身家漂荡，名迹漫漶。安有晏坐记别，从容题拂，曰某为补锅匠，某为葛衣翁，某为东湖樵，比太学之标榜，拟期门之会集哉？野史记壬午七月，有樵夫闻诏，自湛于乐清之东湖，今则以为从亡之牛景先。岂湛湖者一樵，从亡者又一樵耶？其必无者五也。录载彬入官后元年谏改官制，四年请坚守，请诛增寿，皆剽窃建文时政，以彬事傅致之也。不然，何逊国诸书，一时论谏皆详载，而独于彬削之耶？其必无者六也。录后有敷奏记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东湖史仲彬缚贪纵官吏，见上于奉天门，赐酒馔宝钞。
次日陛辞，朱给事吉祖之秦淮。王文学彝、张待制羽、布衣解缙赋诗赠行，而给事中黄钺记其事。按朱吉墓记，洪武二十三年，辞荐不起，廿五年，以明经能书荐入中书，书诏敕。二十七年，授户科给事中。是年吉正辞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称给事中祖饯秦淮也？张羽为太常司丞，谪岭南，半道召还，自沉于龙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彝与魏观、高启同诛，洪武七年也。解缙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监察御史，旋放归，是年缙不在朝，又不当称布衣也。黄钺建文元年以宜章县典史中湖广乡试，次年中胡广进士，授刑科给事中。
安得洪武中先官给事也？作是录者，以钺同郡人，又死于壬午，故假钺以重彬，而不知其舂驳若是。其必无者七也。录云：吴江县丞到彬家问：“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哂而去。当时匿革除奸党，罪至殊死，何物县丞，敢与彬开笑口相向乎？此乡里小儿不解事之语。其必无者八也。当明古时，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吴文定而外，如沈启南、王济之辈，著书多讼言革除，何独讳明古之祖？明古为姚善、周是修、王观立传，具在《西村集》中，大书特书，一无避忌。
何独于己之祖则讳而没其实乎？其必无者九也。郑端简载梁田王等九人，松阳王诏得之治平寺转藏上。彼云转藏，此云道书，其傅会明矣。序文芜陋，亦非修撰笔也。其必无者十也。
史之后人诸生兆斗，改录为《奇忠志》，多所援据。通人为之序，以为有家藏秘本，合于茅山所传者也。去年兆斗过余，问侍书事真伪云何？余正告之曰：“伪也。”为具言其所以。兆斗色动，已而曰：“先生之言是也。”问其所藏秘本，则逊谢无有。余观《西村集》《赵秉文画跋考》云：世之作伪者，幸其浅陋不学，故人得而议之。使其稍知时世先后，而饰词以实之，尚何辨哉？明古之论，殆为斯录发欤？语有之，俗语不实，流为丹青。余之为是考也，深惧夫史家弗察，溺于流俗而遗误后世也。
余岂好辨哉！
（书《致身录》考后）
余作《致身录考》，客又持程济《从亡日记》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录》之伪而为之者也。按张芹《备遗录》：济，朝邑人，为岳池县教谕，有术数。建文命护军徐州。金川门破，不知所之。郑端简则云：济曾为翰林院编修，为建文君决计剃发，数以术免于难。端简好奇，或因河池学舍及徐州碑石之事而傅会之，未必确也。又言济随建文君来南京，至京，不知所终。端简未见《实录》，故杨行祥之狱在正统五年，而《逊国记》言天顺初，斯已讹矣。
其所谓西内老佛者，《国史》已明著其伪。而况从亡之臣，随至南京者，谁见之而谁识之乎？又况所为《日记》者，谁授之而谁传之？又将使谁正之乎？作《致身录者》，涉猎革除野史，借从亡脱险之程济，傅合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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