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枢密院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卫，召四将，喻以上意，思忠等挟叛者，请公还奏之。公责以大义，辞直气壮，将士惭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诏与台官行关中，劾奏奸赃之尤者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谏议大夫石者而下十数人。陕西行台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问，诏公还，朝贵自是侧目矣。兴定初，京畿春旱，诏礼部尚书杨云翼暨公审理在京刑狱，事竟而雨。人以为无冤民之应。七月，迁南京路转运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难，岁币不入者累年，假公安远大将军、兵部侍郎、充国信副使，副吕子羽详问。
宋人拒于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台兵南伐，当由寿春涉淮抵滁、扬，诏京东总帅纥石烈志攻盱眙，仍系浮梁以备台兵之还。志小字牙古太，强臣之尤难制者也。台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领精骑由滁州略宣化，纵兵大掠。故台兵所至，悉为志军所残，原野萧条，无复人迹。宋人坚壁不战；遂迤逦而东，拟取道泗州。宋复屯重兵盱眙，沿淮战舰如栉，我军乃溯淮西上，仅由寿春而归。行台奏志故违元授节度，以故无功，诏公佩金符鞫之。公驰入志军，夺金符，易以他帅，摄志入狱。
狱之外，军士哗噪，以“吾帅无罪”为言。公怒责志曰：“元帅欲以兵抗制使邪？帅臣待罪之礼，恐不如此。使者当还奏之，狱不必竟也。”志伏地请死。公言：“兵法，进退自专，有失机会，以致覆败者，斩。”即用所拟闻。时议壮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礼部员外郎、权右司谏、治书侍御史。诏问时务所当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减冗食，备选锋，缓疑似以慎刑，择公廉以检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权贵严请托之科。”又言：“山东地方数千里，齐、魏、燕、赵皆在其中，士马强富，豪杰辈出，耕蚕足以衣食天下，形势足以控制四方。
彼疆此界，且在所必争，况本吾版图中物，乃置之度外乎？国家所以无东意者，不过谓财力单屈，有所不暇；或谓前日已尝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论耳。臣以为不然。兵出无功，固不可因噎而废食；生聚教育，盖有驯致之道，必先富强而后进取。陛下亦安能郁郁久居于此乎？”又条自治之策四，谓“别贤佞，信赏罚，听览以通下情，贬损以谨天戒。”又论贤不肖浑肴，曰：“崇庆初，西南路招讨使九斤请先事用兵，仍乞诏夏人为掎角计。执政者沮挠之，策为不行；
不旋踵，而有纵敌之祸。大丞相承晖，正色立朝，廪然社稷之镇，而奸人忌之，挤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晖为无恨；然宗室贤相，安危之所系焉者，而以奸人之谋，使之无益而死，天下为国家惜之耳。臣尝谓，贤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恶恶著，则贤不肖别；贤不肖别，则天下可运之掌，于恢复乎何有？”诏以东方饥馑，盗贼并起，以御史中丞百家为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发永城令、簿赃赇；百家与令有违，付令有司，而释簿不之间。燕语之际，又许参佐克忠等台官。
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谍者告归德行枢密院言：“河朔叛军有窃谋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易其言，不为备。一日，红衲数百，联筏迳渡，残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将托疾营私，闻寇而弛备，且来不战、去不追，在法皆当斩。或以为言：“二将皆宠臣，而都水者赀累巨万，若求援禁近，必从轻典。公徒结怨权贵，果何益邪？”公叹曰：“睢阳，行阙东藩，重兵所宿。门庭之寇且不能御；有大于此者，复何望乎？
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拟者闻。四年，迁刑部郎中。关中旱，诏公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僚属十数人，皆以弃城罪当死，系同州狱待报。同州官承望风旨，问公何以处之。公为言：“故相贾公益谦判河中，闻绛阳受兵，悉军救之，钲鼓旗帜，连延数十里。敌闻救至，解围去。僚属请于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绛阳。设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诸君未之思耳。吾救绛阳，所以守河中也。’诸人皆谢不及。河中在今日，尤为重地，朝议拟为驻跸处也。
本根不固，则河南、陕右有唇亡之忧。以渠宗室勋贵，故使镇之。平居无事，以豫备为言，竭民膏血，为浚筑计。剽骑才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险为不足守，遽焚荡而去。驱迫老幼，填塞枕藉，争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声竟天，流尸蔽川而下。烦冤之民，无所于诉。此而不诛，三尺法无所用矣。吾常恨南渡仓卒，贾公之功，不蒙显异。然则不经之失，可使复见于今乎？”竟以无冤上之。冬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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