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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三百七十余万人中,岂无二三好学之士?余谓今日辱阅诗荟诸君,则不佞之同志也,吾当藉此组织读书会及流通处,以收其效。
  读书之难,不在购书,不在借书,而在择书。夫以汉文而言,七略所载,四部所收,览其目录,已足头痛,又何从而读之哉?故书有宜读者,有宜阅者,有宜读而必熟读者,有宜阅而不必尽阅者,是在明师之指导。
  读书之患在于好多。多则泛,泛则不精。他人知之,而我亦知;他人言之,而我亦言。究之书之精微,则不能知、不能言。则知之言之,亦恐买椟还珠,看朱成碧,非徒无益,而又有害。
  读书之患在于躐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人事之宜然也。而今之青年,字义未晰,而读古文,且欲读秦汉之文。惝恍迷离,错尝八九。非徒无益,而又有害。
  读书之患在于无恒。一暴十寒,古人所戒。而读书者每不能自守时间,复不能自定课本。一书未完,又读一书。东奔西走,莫得径涂。非徒无益,而又有害。
  读书之患在于过劳。夫书所以长学问养精神也。若读之过劳,孜孜矻矻,夜以继日,则学问未得而精神已疲。非徒无益,而又有害。
  故余谓书有宜读者,有宜阅者,有宜读而必熟读者,有宜阅而不必尽阅者,是在学子之心得。
  读书宜约,阅书宜博。读书宜精,阅书宜略。读书宜缓,阅书宜速。读书宜定刻,阅书宜随时。读书宜明其始末,阅书宜知其大概。
  顾尤有一事焉。凡在读阅之时,自备札记,摘其精微,志其疑义,遇有会心之处,或全抄之,或节录之,以备他日之用,且可旁证他书而贯通之,而后可得读书之益。
  余既论读书阅书之法,有二三青年造门而请曰:『先生之论诚是。我辈欲从事诗文,当从何处入手,庶免徒劳无益』?余曰:『读书之要,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精则能用工,能用工则能致志,能致志则能专一。心与书会,书与心化,亦通四辟,无乎不宜,而读书之要得矣』。
夫古今之书,汗牛充栋,何能尽读?试以余所经验,而为从事诗文者径涂,约有十种。于经则诗经、书经、春秋左传;于史则史记、汉书;于子则孟子、庄子、韩非子(以文言之,当读韩非,取其刻峭;以学言之,当读墨子,取其广大);于诗则楚辞、杜集(此以旧例分之,若照今日科学,则诗经当入诗,左传当入史)。此十种者,固非难得之书。若以常人读之,三年可以毕业,最久亦不过四五年。聪颖之士,如有余暇,可以旁读昭明文选或经史百家杂抄,则欲撰述诗文,斐然成章矣。
  顾余尤有言者:凡欲读书,须先识字,则尔雅、说文不可不读。周礼保氏以六书教国子。何谓六书?曰象形,曰谐声,曰指事,曰会意,曰转注,曰假借。夫六书为读书之基础,而台人多不讲求,则不能读古书,而微言要义,隐晦不彰矣。
  今之青年多不读书,但阅二三讲义,便以通人自命,且欲举至美至粹之文学而破坏之。人不灭我而我自灭,天下之丧心病狂,莫甚于此。郁可哀矣!
  梁钝庵先生曾谓林南强:人生世上,何事多求?但得一间小茅屋,一个大脚婢,一瓮红老酒,足矣。林无闷闻之为下转语曰:一间小茅屋不破,一个大脚婢不丑,一瓮红老酒不竭。余更为之注曰:不破易,不丑易,不竭难。
  文人著书,呕尽心血,必须及身刊行,可方自慰。若委之子孙,则每多零落。蔡玉屏山长以儒素起家,积资三十余万,身死未几,而产已破。丛桂山房之诗集不知能保全欤?或曰:玉屏死而有知,不哭其诗之不传,而哭其财之不守。
  浪吟诗社之时,余年较少,体亦较弱。余尝戏谓诸友,使余不先填沟壑,当为诸公作佳传,一时以为醉语。乃未几而吴枫桥死,苏云梯死,张秋浓、李少青、陈瘦痕相继死。今其死者唯余与蔡老迂而已。岁月不居,顽健胜昔,诸友佳传,迄未草成。每一思及,为之怅然!
  二十年前,余曾以台湾诗界革新论登诸南报,则反对击钵吟之非诗也。中报记者陈枕山见而大愤,着论相驳,栎社诸君子助之。余年少气盛,与之辩难,笔战旬日,震动骚坛。林无闷乃出而调和。其明年,余寓台中,无闷邀入栎社,得与枕山相见。枕山道义文章,余所仰止,而诗界革新,各主一是;然不以此而损我两人之情感也。
  夫诗界何以革新?则余所反对者如击钵吟。击钵吟者,一种之游戏也,可偶为之而不可数,数则诗格自卑,虽工藻缋,仅成土苴。故余谓作诗当于大处着笔,而后可歌可诵。诗荟之诗,可歌可诵者也。内之可以联络同好之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