骋伎，飘忽若仙。披素面之挥霍，若将绝而复连。（《书钞》一百四十四）
飞刀覆切，解发杂叠。各要谷轻（案当有误）□□□□咸酸得适，和味应宜。（《书钞》一百四十二）
卷四十三
◎杜预（二）
◇律序
律者八，以正罪名；令者八，以存事制。二者相须为用。（《书钞》四十五，《艺文类聚》五十四，《御览》六百三十八）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之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皆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焕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
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也，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违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书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示制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人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曰：然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