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晏安，撤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小大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铸，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贤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
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御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
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人，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人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死，幸甚幸甚！
卷二十三
○苏子瞻策略一
臣闻天下治乱，皆有常势。是以天下虽乱，而圣人以为无难者，其应之有术也。水旱盗贼，人民流离，是安之而已也；乱臣割据，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权臣专制，擅作威福，是诛之而已也；四夷交侵，边鄙不宁，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数者，其于害民蠹国，为不少矣。然其所以为害者有状，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医之治病，切脉观色，听其声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热也”，或曰寒热之相搏也”，及其他无不可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乐，问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则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矣。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卤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
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晏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