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家国天下治者也。后世自问学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
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苯莒》、《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元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序论以发其端云。
○曾子固徐干中论目录序
臣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书此篇阙。因考之《魏志》，见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馀篇，于是知馆阁及世所有干《中论》二十篇者，非全书也。
干，字伟长，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贤行状》亦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荣，魏太祖特旌命之，辞疾不就。后以为上艾长，又以疾不行”。盖汉承周衰及秦灭学之馀，百氏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学者罕能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至于治心养性、去就语默之际，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况至于魏之浊世哉！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其所得于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
臣始读其书，察其意而贤之。因其书以求其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脱谬，而序其大略，盖所以致臣之意焉。
○曾子固范贯之奏议集序
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之奏议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为十卷，而属余序之。
盖自至和以后十馀年间，公尝以言事任职。白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隐，一有得失善恶，关于政理，公无不极意反复为上力言。或矫拂情欲，或切刺计虑，或辩别忠佞而处其进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馀上，事有阴争独陈或悉引谏官御史合议肆言。仁宗尝虚心采纳，为之变命令，更废举，近或立从，远或越月逾时，或至于其后卒皆听用。盖当是时，仁宗在位岁久，熟于人事之情伪与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养元元，至于是非予夺，则一归之公议，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为职者，如公，皆一时之选。而公与同时之士，亦皆乐得其言，不曲从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毕闻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衰恣睢，有为之宥，亦辄败悔。故当此之时，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无大阙失，群目奉法遵职，海内义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馀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由是而已。后世得耸之遗文而论其世，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呵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则公言之不没，岂独见其志，所以吸先帝之盛德于无穷也。
公为人温良慈恕，其从政宽易爱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时与公有言责者，后多至大官，而公独早卒。公讳师道，其世次、州里、历官、行事，有今资政殿学士赵公忭为公之墓铭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说，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