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二年，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
按《文献通考》云：上无搜铜之劳，下无犯禁之苦，亦一便也。以此为行钞之利。然行钞亦岂能全不用钱乎？既用钱，则必防私铸私毁之弊，是铜禁仍未可弛也。要之用钞之利，岂止于此！
李绂请严禁铜疏云：钱文入铜铺之炉，即化为铜。而未化之前，原系制钱，不可得而捕也。既化之后，已成废铜，又不可得而捕也。惟禁断挞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亦无所用，而销毁之弊，不禁而自除矣。今现在功令，止禁黄铜，未禁白铜与红铜也。议者以白铜非制钱所用。不知今之所谓白铜皆黄铜也。议者以红铜非制钱所化。不知今之红铜，皆黄铜也。铜为锭锞，煮以药水，可为假银，岂不能为白铜？嘉兴洪炉以药水染之，作古铜色，岂不可充红铜？故臣谓今所行红白铜，皆黄铜也。臣请自铸镜及乐器而外，一切挞造黄铜白铜红铜之铺，尽行禁绝，犯者发充边远，则国实流通矣。
户部尚书海望奏：言钱文为民间日用所需，近年以来，鼓铸无缺，价值昂贵，建议者莫不多求禁铜之法，而奉行不善，易滋弊窦。夫铜器久布民间，一旦禁之勿用，则其情不便。胥吏借此需索，刁民借此讹传，得贿则卖官法，不得则人人罪，搜括难尽，用法不均其弊一也。民隐既难上闻，有司未必皆贤，民间交纳铜器，或有侵蚀扣克，仅得半价者，或有除去使费，空手而归者，名为收铜实为勒取，其弊二也。此等铜质，本极粗杂，加之销坏，一经钱局化，折耗甚多，所得不偿所失，其弊三也。又况黄铜，乃系红铜白铜配搭而成，是以百万斤之黄铜器皿，其中即有红铜五十六万斤。今禁黄铜而不禁红铜，是较之未禁之先，铜又多费，而适以昂其价，直速其私毁，故既禁黄铜之后，白铜甚多，皆奸匠销毁制钱，搀药煮白，以成器皿，其弊四也。
按禁铜之令，自古行之。汉贾谊以为七福可致，唐刘秩有五利之说，考之前史，并申禁令。若我朝铜产丰饶，矿冶之利，自足以流转而不穷，原无藉民间所有之铜，以充鼓铸。然欲绝私铸私毁之源，不得不严铜器之禁。雍正四年，严禁造用黄铜器皿。是时每铜器百斤，官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而赢铸钱除工料外，以每串为银一两计之，实止得八两四钱有奇。故同一禁铜也，古者专欲为利于上，而我朝之暂行于一时者，专欲止弊于民。海望请罢铜禁，恐其扰累于民，然苟能严饬官吏，何至累民？且行之数年，铜器收毕，胥吏亦无可骚扰矣。至于黄铜，能变而为白铜，自当并红铜白铜而禁之，不当因此而并黄铜罢之，海望李绂二疏，论者终以李疏为是。
邱家穗铜钞议曰：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行者，非患其太简，而失之重，即患其过繁，而失之轻也。要存权为母子之制，而简以统繁，繁以分简，俾其轻重兼行，以相为流通而已矣。今天下之钱，大率准于汉之五铢，唐之开元。而无前代甚轻甚重之患。然犹虑其势日趋于轻，而不足以为重者，以其一文仅当一厘之用，繁而不简，分而无统，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窃见自汉武令诸王侯制白鹿皮为币，而后人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会子、宝钞之法，皆自一贯至百千贯，以代现钱之用，究其为制，不过方尺之纸，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数十百钱之物，其费省于钱十倍，而利用无疆，又不啻过之。顾楮之为弊也，用劳而易毁，质薄而难全，而其上刊有定式，专视区区之印文，以为照验，即使制造者极其工致，而传染未几，已归于断烂而不可以复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屡取而更造之，而新陈出入之间，动多诈伪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曾未及中叶，而已渐轻渐减，其后一贯之钞，不足抵一二文之用，竟以字迹漫灭，滥恶不堪而罢。盖以累朝数十百年之永利，而终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窃谓钞法之废久矣，苟欲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纸币之虚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为止，而其孔中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意。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之弊，用是杂行于散钱之中，有钞为母，以统钱之繁。有钱为子，以分钞之简，既不若前明宝钞之易烂，而又可收宋元交子会子之用。其亦庶几古人作轻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钱法之靡也欤！
按铜钞与古人之铸大钱无异，此法非严禁铜立造伪之赏，殆不可行也。且至于当百而止，则民犹未便，岂若纸钞之无穷乎？
彼特患霉烂耳。不知易于霉烂者，因其制作苟简，而行用多也。若钞值既重，则行用较少，尽可装潢成卷，藏之以函，又岂患其易弊哉！且既行纸钞，又可兼铸当百大钱也。
陆世仪曰：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愚谓今后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