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不知府藏之数，臣下遂得肆其私窃干没。使能慎核于平时，复加之制终谨度，何遽至于入不敷出？迨国用告匮，而欲取资山泽，非特临渴掘井，缓不及待，且以杯水沃舆薪，亦何济于事哉！圣谟洋洋，臣尤愿圣主敬禀而深思之，实国家无疆之福也。夫中外臣工之于洋人，咸欲灭此朝食。所以束手下气，徒坐无经费耳。自同治以来，朝议疆防，惟是为尤亟矣，而经费未筹，至今如故，天下安有坐而收功之事乎？
一备船械。洋人所以悍然与我为难者，非不知中国民心之固结也。群匪荡平以后，非不知我兵力尚强也，而敢于如此，特谓彼能来，而我不能往耳。故备轮船为亟。我不能空舟而破敌，则枪炮机器，不容不具，故备械亦亟焉。闽沪船厂设立有年，商船颇多，兵船太少。臣以为目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亟，商船尚在其次。夫招商轮船，原藉以分洋人之利，办理具有苦心。但从来营利之举，官办必难持久。船政总理大员，屡行更换，经管多人，头绪纷杂，照察不及，久则弊生，且帑项有限，扩充为难。今当成效渐著之时，人人知有利可图，宜广为招徕，使富商闻风踊跃，凑股合办。增一驾驶出洋之船，则中国多获一船之益，外洋即减一分之利。惟商民以成本重大，兼畏风涛，图利之心，不敌避害之心，又当以爵秩奖励之。今外捐已停，名器贵重，鼓舞之权，端在于此。可否明定章程，将每船制造修理，往来驾驶之费若干，运载货物之利若干，由船局综核开载，刊布各省，俾人共晓，然并令督抚仿盐务招商之例，广谕天下，以朝廷修明船政之意。凡鸠赀造一船出洋者，照军功例酌予级纪，驾驶三年获利富厚者，酌赏顶带虚衔，船多而年久，赏亦递加。人知有利可谋，有赏可劝，又有船政大员为之维持，兵船为之保卫，公家初不利其丝毫，孰不欣然乐从。将来风气大开，于损外益内之举，自有实效。西人富强，全在官商一体。国朝海禁森严，商民不准出洋贸易。今事非昔比，则因敌之利，而求所以制敌之方，当先通商之情，而后他日资商之力。
至兵船如何制办，督抚中如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皆讲求有素，自必择精语详，非臣愚所敢拟议。然窃闻英法俄诸国，皆以铁甲船擅胜，各有数十号，美国前有四十余号，近年以为可以不用，大半分售各国，专造一种碰船，其前锋利如锥，遇铁甲船直前撞之，轰然洞孔破裂。若日本木质铁甲船，所蒙之铁，厚仅三四寸许，以此破之，更易矣，将来出洋征剿，自应有铁甲船十数号，为攻战之需，目前经费不充，似可仿照美国，先备碰船数十号。计铁甲船一号，费在百万金以上，碰船约二十余万金。省一铁甲船，可办碰船五六号，以之防海制敌，可期得力，即防卫出洋商船，保护海运漕米，均足恃以无虞。至各省制备小轮船太多，增一船即多一船管带之人，支销之费，此等船只，既不能内河缉捕，又不能出洋战剿，徒资应差灵便，无大利益，宜停此后增备，以节虚靡刂。大抵外夷举事嚣张特甚，然利在上下同心，猛鸷坚忍，势有必至。中国办事镇静有余，然病在情意隔阂，瞻顾推诿，终于无成。嘉庆十一年正月，粤省奏报，路臣嘴咂国，即俄罗斯，有商船来广，谕令嗣后申明定例，杜其再至。时俄人本有恰克图贸易旧章，而意重趋利，不惮深谋远越，其能致富强，亦即在此。泰西诸邦，美布最为后起。美主华盛顿于乾隆四十三年，据英国亚美利加之地以立国。四十九年即遣商船至中国购茶，五十九年造战舰，嘉庆十二年作轮船，又十数年，兴利之事大备，强盛埒英法矣。布主佛得力于康熙四十年，由日耳曼属国自立为国，其孙福达利弗修武备，再世积弱，至嘉庆十一年，为法人所袭，由是重困。同治以后，威令姆大修船械，一战而踣法王，遂为强国，由是言之，国无大小，惟视自立何如。乌有堂堂天朝，而转逊谢于海外幺么之理哉！
各省设立机器局，原以学制谙习，免临事购买，为人把持。虽糜耗于目前，必程功于异日。丁宝桢设局川省，奏明准行，迨恩承等查办，又复奏撤。一主利用，一主惜费，朝廷两议并从，原属虚衷博采。但各省设局制办，独川省因人言顿止，帑项既已虚掷，政令亦不画一。是讲明西法之举。朝廷尚不能自信，何以使人共信。臣窃意现当安内攘外之时，不少变通尽利之事，动牵异论，安有成谋。况遇事出以游移，疆吏之勇往者，无所遵循。苟安者遂其诿卸，天下杜多不兴之利，不除之弊，斯则望圣主持权于上，枢臣力赞于下也。康熙中议开陶庄，引河不决，乾隆时开之，而河渐北徙。嘉庆中议行海运不决，道光时行之，而利赖至今。非常之事，始共惊疑，待其成而后信。臣亦愿朝廷于制备船械，持定见而开群惑也。至于水雷、炮台、电线、铁路，防海所不可少，皆当次第筹办，而船厂量移腹地，免致有警时徙置为难，尤其当务之急者矣。
以上四条，士气宜振审敌情，而后有致力之端，船械宜备筹经费，而后得开办之具。四者之中经费为亟，当于此专力图维勇，决于初基，而后不匮于持久。
臣维自古外患所伏，恒在极盛之时，弭于未形，人恒不觉，一有差失，即成巨衅。不善其后，弥觉可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