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视上游以为缓急。法当专攻金陵，而分兵以牵制江浙，使贼首尾不能相顾。金陵既拔，则此辈立当涣散耳。然后可以议抚也。庚申以前，贼习于劳苦，其气锐。庚申以后，贼安于逸乐，其志惰。苟得劲旅以躏之，可歼之以一鼓。故破今日金陵之贼不难。先才建垒掘濠，长围深阻，然后广购火器，多用地雷，势必旦夕奏功。发贼肃清，而后可徐议其他。
天下之患，不患在贼而患在无人才。朝廷之上，一切设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无人。有人而后法以立。于是蠲免之及，条教之颁，守御之方，折冲之略，皆能持之以实心实力，而一切非具文。然此其人不能于寻常科第中求之也。在储之于平日而已。始以空言收天下之才，继以实事试天下之才，而后真才乃出。即其权宜时势，斟酌损益，以变通之者，亦非尽越乎法之外，乃能不拘乎法之中耳。人才者，国家之元气，群生赖以立命。诚能朝无幸位，野无遗贤，又何有于区区之盗哉！三病既除，然后天下事可得而措其手足矣。至于恢宏王道，敷施善政，整顿军威，肃严边事，俾强邻悍国，咸就我范围，是所望于一变之君子。
○变法（上）
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盖孔子固圣之时者也。观其答颜子之问为邦，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于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惟求不悖于古，以宜乎今而已矣。于答子张之问，则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孔子盖言其常也。而非言其变也。言其常则一王继治，有革有因，势不能尽废前代之制而不用。言其变，则未及数百年而祖龙崛起，封建废而为郡县，焚诗书，坑儒士，乐坏礼崩，法律荡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
汉承秦弊，不能尽改。自是以后，去三代渐远。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如其泥古以为治，此孔子所谓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者也。由此观之，中国何尝不变哉！即欧洲诸国之为治，亦由渐而变，初何尝一蹴而几，自矜速化欤？铜龙沙漏，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恃炮火。其由中国传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轮舟车，其兴不过数十年间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国之不能善变，毋乃未尝自行揆度也欤？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盖同一舟也，帆船与轮舶，迟速异焉矣。同一车也，驾马与鼓轮，远近殊焉矣。同一军械也，弓矢刀矛之与火器，胜败分焉矣。同一火器也，旧法与新制，收效各别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与机器，难易各判焉矣。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虽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
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胥自此基。舍是而言，死后谁得而知之，亦谁得而见之？况西国所谓死后获福者，其修亦必裕于生前。然则，仍是儒者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说耳。故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我中国既尽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而今则犹未也。
今如有人必欲废古来之制作，以遂其一时之纷更，言之于大廷广众之中，当必以其人非丧心病狂，决不至是。呜呼，世人皆明于既往而昧于将来。惟深思远虑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陵，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
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如石之转圜于崇冈，未及坠地，犹谓其难，而不知其一落千仞也。况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招商局既建，轮船遍及各处，而洋务人员，辄加优擢。台湾福州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北方拟开煤铁诸矿。所未行者轮车铁路耳。则或尚有所待也。此皆一变之机也。惟所惜者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不知天时有寒暑而不能骤更，冰炭有冷暖而不能立异。则变亦非一时之所能也。要之，在人而已矣。尽人事以听天心，则请决之以百年。
○变法（中）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