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者，学说科之诸子类也。《尔雅》《说文》者，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至于正史，一书之中，分科各异。如纪传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书志，则典章科之书志类也。年表人表，则表谱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则又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宰相世系表，则又历史科之姓氏书类也。于书志中有艺文经籍等志，则又历史科之目录类也。文人所作总集别集之属，大抵多在杂文科中。而碑志则历史科之款识类，传状则历史科之行状类，别传类也。若翰苑集，则公牍科之奏议类也。若《顺宗实录》，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凡自成一家之书，名为诸子。然《别录七略》兵书方技数术，皆为独立，不入诸子略中。晋荀勖簿录中经分为四部，而兵书数术，遂与诸子合符。梁阮孝绪作七录，子兵为一，而技术复在其外。《隋经籍志》，始以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尽入诸子。自今以后，科学渐兴，则诸子所包，其数将不可计。儒家道家，同为哲学，墨家阴阳家，同为宗教，似亦不须分立矣。此与历史公牍典章小说诸科，皆相涉入，惟于杂文则远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旧藉，而皆以实事求是为归者，则通名为疏证。上自经说，下至近世之札记，此皆疏证类也。其最古者，若《尚书》，有《大誓》，故《管子》有《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韩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证类也。而近人别集，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辈，其间杂文甚少，而关于考证者多，是亦疏证类也。此类与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诸科，则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议。若荀勖之《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之《文章志》，传亮之《续文章志》，《隋书》皆列入史部簿录篇中，皆为近似。而后人则于别集总集而外，又立一文史类，搜集此种，录入其中，则名实相去远矣。今之史评，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评，若《文心雕龙》是也。其关于款识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关于古今体诗者，若《诗品》是也，其通评文史者，若《文史通义》是也。此则与无句读文，有句读文，皆相涉人者也。
既知文有无句读有句读之分，而后文学之归趣可得言矣。无句读者，纯得文称，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读者，文而兼得辞称，文字语言之共性也。论文学者，虽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为其素质。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魏晋以后，珍说丛兴，文渐离质，作史者能为纪传，而不能为表谱书志。今观陈寿之《三国志》，范晔之《后汉书》，姚思廉之《梁书》《陈书》，令狐德之《周书》，李百药之《北齐书》，李延寿之《南史》《北史》，惟存纪传而表志绝焉。江淹所以叹作史之难，莫难于作志也。中唐以后，三传束阁，降及北宋，论锋横起，好为浮荡恣肆之辞，不惟其实，故疏证之学渐疏。刘刘奉世洪适洪迈娄机吴曾王应麟之徒，虽能考证丛残，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属文者便于荒陋，反以疏证为支离，此文辞所以日趋浮伪也。是故作史不能成书志，属文不能兼疏证，则文字之不共性自是亡矣。虽然，既已谓之文辞，则书志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繁碎；疏证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冗杂。故书志之要，必在训辞翔雅。若《汉志》《隋志》《通典》之文，则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续通考》辈，非其任也。疏证之要，必在条列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黄以周之文，则得矣，余萧客王昶洪亮吉辈，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若云，血流标杵。或云，积戈甲与熊耳山齐。其文虽工，而为亻面规改错矣。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或云足历王庭，垂饵虎口。其文虽工，而为雕刻曼辞矣。乃若叠韵双声，连字连义，用为形容者，惟于韵文为宜，无韵之文，亦非所适。所以者何？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如顾宁人《日知录》云：
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え，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啧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无人可继。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茫茫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泛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叠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戴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能及之者。
此则韵文贵在形容之证也。无韵之文，便与此异。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为合格。其他诸篇，倘见则可，过多则不适矣。相如子云，湛深于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属，用此亦多。后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