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法已亡，旧俗已熄。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孔子惧，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义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经也。孔子虽未尝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于人者，莫非《春秋》之义也。卫君待子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季氏伐颛臾，旅泰山，则使欲止之。此皆《春秋》之义也。至于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论语》卒篇，载尧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讽道之辞，云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故庄周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之为道不同，而所以致用则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
及秦兼天下，席狙诈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荡灭先生之典法，焚烧诗书。于时不特经之用不兴，并其文字而殄灭之矣。汉兴，购求遗经，于是群经始稍稍复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残阙失次，断烂不全。赖其时一二老师大儒，辛勤补缀，修明而葺治之。于是易有四家，书与诗三家，礼春秋两家，号为十四博士。则章句所由兴，家法所由异。汉儒之功，万世不可没矣。自是而至东京、魏晋以逮于南北朝，累代诸儒，递相衍说，辨益以详，义益以明。而其为说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为之定本定注，作为释文。举八代数百年之纷纭，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学者，耳目心志，斩然一新。兼综条贯，垂范百代，庶乎天下为公，而可谓之大同也。然其于周公孔子之用，犹未有以明之也。及至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子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由今而论汉儒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攸赖。有精粗而无轩轾。盖时代使然也。道隐于小成，辨生于末学，惑中于狂疾，诞起于妄庸。自南宋庆元以来，朱子既没之后，微言未绝，复有钜子数辈，蜂起于世，奋其私智，尚其边见，逞其驳杂，新慧小辨，各私意见，务反朱子。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其于道，概乎未尝有闻焉者也。
逮于近世，为汉学者，其蔽益甚，其识益陋。其所挟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鹜名而已。吾尝譬之：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畲者也。耕而耘之，以植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蔽亩，弃于无用，而群生无以资其性命。今之为汉学者，则取其遗秉滞穗，而复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将以助农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饭。先生不得饱，弟子长饥。以此教人，导之为愚。以此自力，固不获益。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尝观庄周之陈道术，若世无孔子，天下将安所止。观汉唐儒者之治经，若无程朱，天下亦安所止。
或曰：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大精粗，六通四解，一曲之士，各有所明。虽不能无失。然大而典章制度，小而训诂名物，往往亦有补前儒所未及者。何子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尝封建诸侯矣。诸侯而下为卿大夫，卿大夫而下为士，土之下为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孙王赧，不幸贫弱，负责无以归之，逃之洛阳南宫讠移台。当是时，庶士人有十金之产者，因自豪，遂欲以问周京之鼎。十金之产，非不有挟也，其罪在于问鼎。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纰，古今之大。赖程朱出而明之。乃复以其谀闻驳辨，出死力以诋而毁訾之。是何异匹夫负十金之产，而欲问周鼎者也。是恶知此天下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余既明汉儒之有功若彼，而复辨诸妄者之失若此。后有作者，亦足以明余非乐为是讠尧々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龙启瑞○致曾涤生侍郎书
月初六日，专人还，接奉手书，知前件远蒙关注。某此事实出于万不获已，寸心可以对天地，质鬼神。若世之所谓谨默畏慎者，难免不以为非，要亦不足听荧也。数十年来，士大夫以含容为忠厚，以宽大为美名。如有持正不为苟同者，即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见其偾事，而不肯得罪于同官；即使其殃民，而不肯曲从夫清议。夫不忍于一人而忍于百姓，不忍于同僚而忍于吾君，其为害讵有极耶！天下事，所以流失败坏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辈有以酿成之也。某平生实不肯以苛论绳人。即今日作乡绅，亦不肯不为地方官设想。如使我当之，而力不足举其事者，断不肯责望当局。今日吾乡之事，实为此一二人所败。如使尽其心力，及为早之，虽庸才亦必有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