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昂”者，亦误也。唐之复古者，始於张曲江，大於李太白，子昂与曲江先後不远。子昂《感遇》之诗，按之无实理，曲江《感遇》之诗，皆性情之中也。安得以复古之功归子昂哉！或谓昌黎称唐之文章，子昂、李、杜并列，而杜公於子昂尤三致意。《送梓州李使君》云：“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冬到金华山观》云：“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陈拾遗故宅》云：“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後，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杜公尊子昂诗，至以《骚》、《雅》忠义目之，子乌得异议？曰：子昂之忠义，中义於武氏者也，其为唐之小人无疑也。其诗虽能扫江左之遗习，而讽谏施诸纂逆，乌得与曲江例观之？杜、韩之推许，许其才耳。吾不谓其才之劣也。若为千秋诗教定衡，吾不妨与杜、韩异。王元美云：“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谓严嵩也。究竟今人谁肯读严嵩诗者？於严嵩则严之，而宽党逆之阮籍、陈子昂，此人之颠也。不明辨，则诗教在圣教之外，而才士一门，遂为小人之逋逃薮，害岂小哉！
余因论阮籍、陈子昂而有触於宋之王安石，安石诗亦北宋名家也。然安石有六大罪，而崇信释氏犹不与焉。欺君，一也；蠹国，二也；病民，三也；用小人，四也；逐君子，五也；侮圣经，六也。盖合唐、虞之共、，春秋时之少正卯而一之，此舜、孔之所必诛，而宋人以之配享孔子，不独欺当时，并能欺後世，信乎小人之杰魁，百代所罕见也。爱其文词而学之，则不恶不仁者矣，亦人之颠也。
“诗无工拙”，朱子言之矣。盖有工拙，乃诗之衰也。三代两汉之世，人唯无作，作则未有不工者，性情学问，陶冶深矣。故善读书者无不能，而能者亦不必作，作亦不以之自喜。自有工拙，而作者愈盛，诗亦愈衰。呜呼！人才之不逮古，悉由於此，岂独诗之衰也！
李、杜不选诗，至殷、姚合等乃为之。唐人不著诗话，至宋人乃盛为之。此可以悟诗之升降。陆务观《示子》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至哉言乎！可以扫尽一切诗话矣。
严羽《沧浪诗话》，能於苏、黄大名之馀，破除宋诗局面，亦一时杰出之士。思挽回风气者。第溯入门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於《离骚》，恐尚非顶<宁页>上作来也。然訾沧浪者，谓其专以妙悟言诗，非温柔敦厚之本。是又不知宋人率以议论为诗，故沧浪拈此救之，非得已也。且沧浪谓汉、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声也。汉、魏尚不假妙悟，况《三百篇》乎？知诗之本者，非沧浪其谁？虽然，以妙悟言诗，犹之可也，以禅言诗则不可。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此则文士好佛之结习，非言诗之弊也。晚宋诗人遂以“学诗浑似学参禅”为七绝首句，互相赓和，累累不休，明人亦复效颦。噫！异矣！
新城尚书不处沧浪之时，亦拈“妙悟”二字，倡率天下，似乎误会沧浪之旨。又以《沧浪诗话》与锺嵘、司空图《诗品》、徐祯卿《谈艺录》一例服膺，皆不甚当。嵘之品评颠倒，前人多已论及。表圣《廿四诗品》，今古脍炙，然文词致佳而名目琐碎，“高古”、“疏野”、“旷达”、“清奇”、“超诣”亦大概相似耳。《谈艺录》推本性情，颇敦古谊。然谓乐府与诗殊涂，是不知三代以上诗乐表里之旨；谓子建不堪整栗，是不识子建也。此处转让锺嵘见地。嵘谓“孔门用诗，陈思入室”，虽推挹微过，然子建真《风》、《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则无媲美之人矣。
近人诗话之有名者，如愚山、渔洋、秋谷、竹、确士所著，不尽是发明第一义，然尚不至滋後学之惑。滋惑者，其随园乎？人纷纷訾之，吾可无论矣。独《石洲诗话》一书，引证该博，又无随园佻纤之失，信从者多。予窃有惑焉，不敢不商榷，以质後之君子。其书亦推张曲江为复古，李、杜为冠冕，杜可直接《六经》。而酷好苏诗，以之导引後进，谓学诗此一途，虽根本忠爱之杜诗，必不可学，“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咙，以为我辈亦可如此，所以棼如乱丝”。夫苏诗非不雄视百世，而杜诗者，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诗也。今望而生怖，谓不如苏之蹊径易寻，则是避难就易之私心，犹书家之有侧锋，仕途之有捷径，自为之可耳，岂所以示天下耶！又谓“五言诗自苏、黄後，放翁已不能脚踏实地。居此後者，欲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谁信之”。夫苏、黄之诗，标新领异，旁见侧出，原令人目眩心摇。然久於其中，竟谓举世之人，舍此断无出路，何其轻量人才之甚也！且必不以平正自然为诗，则诗之为物，累人心术亦甚矣！尤可异者，偏爱苏诗，并以遗山《论诗绝句》中攻苏之作，亦傅会为爱苏之论也。如：“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此首明以“沧海横流”责苏，而石洲以为遗山自慨身世。“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此首明言苏门无忠直之言，故致坡诗竞出新态，而石洲以为“收足认苏之旨，即苏诗‘始知真放本精微’意”。“百年才觉古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