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极于九宫南谱。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宫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瑶室，土文绣而木绨锦；古者俪皮为礼，后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纯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礼以俪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
惟叛于道、戾于经、乖于事理，则为反古之愚贱耳。苟于此数者无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不可谓后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
彼虞廷『喜』『起』之歌，诗之土簋击壤、穴居俪皮耳。一坟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华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则就其诗论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风雅哉？如人适千里者，唐虞之诗，如第一步，三代之诗如第二步；彼汉魏之诗，以渐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作诗者知此数步为道途发始之所必经，而不可谓行路者之必于此数步焉为归宿，遂弃前途而弗迈也。
且今之称诗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汉魏于明堂，是也；何以汉魏以后之诗，遂皆为不得入庙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甞非治天下之大经，今时必欲复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苏李五言与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黄初，作者既已增华矣，如必取法乎初，当以苏李与十九首为宗，则亦吐弃建安、黄初之诗可也。诗盛于邺下，然苏李、十九首之意，则寖衰矣。使邺中诸子，欲其一一摹仿苏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于数千载之后，胥天下而尽仿曹刘之口吻，得乎哉？
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甞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者哉？
且『温柔软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
从来豪杰之士，未甞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甞能转风会。人见其随乎风会也，则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见能转风会者以其不袭古人也，则曰：今人不及古人也！无论居古人千年之后，即如左思去魏未远，其才岂不能为建安诗耶？观其纵横踯踏、睥睨千古，绝无丝毫曹刘余习。鲍照之才，迥出侪偶，而杜甫称其俊逸；夫『俊逸』则非建安本色矣。千载后无不击节此两人之诗者，正以其不袭建安也。奈何去古益远，翻以此绳人耶？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从其源而论，如百川之发源，各异其所从出，虽万派而皆朝宗于海，无弗同也。
从其流而论，如河流之经行天下，而忽播为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则亦无弗同也。
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诗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彼陋者亦曰：此诗之至正也。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为至盛也。盛唐诸诗人，惟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
若必摹汉魏之声调字句，此汉魏有诗，而唐无古诗矣。且彼所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正惟子昂能自为古诗，所以为子昂之诗耳。然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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