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措词虽未似唐人，而能于画外见作画者鱼鸟不惊之致，乃活句也。咏物非自寄则规讽，郑谷《鹧鸪》，崔珏《鸳鸯》，已失此意，何况曼卿宋人耶！梅询退位而热中，其侄女咏蜡烛以刺之云：“樽前独垂泪，应为未灰心。”询见之有愧色。视《红梅》何如！
唐诗固有惊人好句，而其至善处在乎澹远含蓄，宋失含蓄，明失澹远。唐如李拯诗云：“紫宸朝罢缀鸾，丹凤楼前驻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兵火後之荒凉，不言自见。但此法唐人用之已多，今不可用也。
诗不可以言求，当观其意。讥刺是人，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颂美是人，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服之华，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缁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是也。乔谓汉、唐为黄河，《三百篇》为星宿海。
严沧浪云：“诗不可太着题，不在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有字不必拘来历。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洒脱，不可拖泥带水。最忌骨重，最忌趁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
唐人之命意，宋、明或有暗合者，至于措词，则如北出开原、铁岭，五官虽同，迥非辽左人之语言矣。郡中即事，若宋、明人为之，必是直陈本意。羊士谔云：“红衣落尽暗香残，叶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无限，莫教长袖倚栏干！”余友贺黄公曰：“是以思妇比孤臣，寓留滞周南之感耳。”余谓今人作此诗，人必共以无谓讥之矣，那得不共作直陈本意之诗乎！风气使然，智者莫如之何！
禅者有云：“意能划句，句能划意，意句交驰，是为可畏。”夫意划句，宜也。而句亦能划意，与意交驰，不须禀意而行，故曰“可畏”。诗之措词，亦有然者，莫以字面求唐人也。临济再参黄公案，禅之句划意也。“薛王沉醉寿王醒”，诗之句划意也。
问曰：“造句炼字如何？”答曰：“造句乃诗之末务，炼字更小，汉人至渊明皆不出此。康乐诗矜贵之极，遂有琢句。梁、陈别论。陈伯玉复古之後，李、杜诸公偶一涉之，不以经意。中唐犹不甚重，至晚唐而人皆注意于此。所存既小，不能照顾通篇，以致神气萧飒。诗道至此，大厄运也。”
盛唐人之用字，实有後人难及处。如王右丞之“鸾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其用“迥出”、“回看”，景物如见。子美之“石出倒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亦然。而“野航恰受两三人”，“旭日散鸡豚”，“受”字、“散”字更非他字可易，甚不费力。“宿火焰炉灰”，“陷”字精确，虽衰飒犹好。至杜荀鹤之“风暖鸟声碎”，方干之“香粳倩水舂”，“碎”字、“倩”字费力甚矣！
宋人诗话多论字句，以致後人见闻愈狭。然炼字与琢句不同，琢句者，淘汰陈浊也。常言俗语，惟靖节、子美能用之；学此，便流于尧夫《击壤集》五七字为句之语录也。
祖咏之“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子美之“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其用“生”、“动”、“不动”、“徐开”字，能使诗意跃出，是造句之妙，非琢炼之妙也。
子美之“峡坼霾龙虎睡，江清日抱鼋鼍游”，晚唐人险句之祖也；“盘涡浴鹭底心性”，王建诗之祖也。太白之“如何青草里，也有白头翁”，用虚字，流水对易见。子美之“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不用虚字，流水对难见。
刘长卿之“身随敝履经残雪”，皇甫冉之“菊为重阳冒雨开”，开晚唐门径也。
炼字乃小家筋节。四六文，陈诗之馀，炼字之妙，大不易及。子瞻文集只“山高月小，放落石出”八字耳。永叔曾无一字。唐诗炼字处不少，失此字便粗糙。画家云“烘染过度即不接”，苦吟炼句之谓也。注意于此，即失大端。唐僧无可云“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以雨声比落叶也。又云“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以远烧比微阳也。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谓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
张云：“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花聚由“回”，草垂由“细”，工矣！
蔡宽夫云：“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
宋人眼光见句法，其诗话于此有可观者，不可弃之。开、宝诸公用心处，在诗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历以後，渐渐束心于句，句虽佳而诗之大端失矣。
●卷二
问曰：“五言古诗如何？”答曰：“此体之名，失实久矣！汉固有高澹、浓诡二种诗，皆入歌喉，皆在乐府。乐府乃武帝所立官署之名。《古诗十九首》，谓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诗，亦在乐府中。故乐府之‘青青河畔草’，‘驱车上东门’，即《十九首》中之第二第十三首。而《文选》注所引《十九首》，谓之枚乘乐府也。《十九首》皆是高澹之作，後人遂以此为古诗，而以《羽林郎》、《董娇饶》等浓诡者为乐府。後人所见固谬，而此二种诗，终不可相杂也。”余友常熟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