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不肯轻易造句，得句亦不轻易成篇，其诗纵不如唐，必有精彩能自立。若平日心不在诗，遇题即作，纵有美才，诗必浅陋。诗而从头做起，大抵平常，得句成篇者仍佳。得句即有意，便须布局，有好句而无局，亦不成诗。得句而难成篇时，最是进退之关，不可草草完事，草草便成滑笔矣。兴会不属，宁且已之；而意中常有未完事，偶然感触，大有玄想奇句。学业之能自立，先须有志，则能入正门；後须有识，则不惑于第二流之说。人自有其心思工力，为大为小，各有成就。
无志无识，永为人奴，而反自以为大家，为复古。学业须从苦心厚力而得，恃天资而乏学力，自必无成，纵有学力而识不高远，亦不能见古人用心处也。杨大年十一岁，即试二诗二赋，顷刻而成。後来诗学义山，唯咏《汉武帝》云：“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忍令索米向长安。”稍有气分。其西昆诗全落死句，未能仿佛万一。文章不脱五代陋习，以视欧、苏，真天渊矣。非学不赡，识卑近也。识为目，学为足。有目无足，如老而策杖，不失为明眼人；
有足无目，则为瞽者之行道也。今日作诗，于宋、明瞎话留一丝在胸中，纵读书万卷，只成有足无目之人。
问曰：“先生诛斥伪杜诗、瞎盛唐，何不自为真者乎？”答曰：“非子美之人，不敢为子美之诗。七百年来，唯范希文、王伯安匠心出笔，有子美气分。陈去非能作杜句，而人非其人，诗无关也。且二李将盛唐弄坏，学者未得入盛唐，先似二李，大可畏人。鄙人岂有远志，但欲不为人奴，身得自由而已。”
问曰：“献吉风节可观，又何以学杜而反坏？”答曰：“彼若匠心而出，何患不成一家之诗，病却在学杜长其╂气，故不成诗耳。”问曰：“学中唐者，宁遂免人奴之诮？”答曰：“学盛唐诗，乃天经地义，安得有过？过在不求其意与法，而仿效皮毛，苟如是以学中唐，亦人奴也。余谓盛唐诗厚，厚则学之者恐入于重浊，又为二李所坏，落笔先似二李。中唐诗清，清则学之者易近於新颖，故谓人当于此入门也。总之，古人诗文如乳母然，孩提时不能自立，不得不倚赖之，学识既成，自能舍去。
弘、嘉之诗，如一生在乳母怀抱中，竟不成人，故足贱也。谁于少时无乳母耶？长吉、义山初时亦曾学杜，即自成立，如黑白之相去。此无他，能用自心以求前人神理故也。”
学古则窒心，骋心则违古，惟是学古人用心之路，则有入处。问曰：“先生何不自选一编，为唐人吐气？”答曰：“不能也。唐人作诗之意，不在题中，且有不在诗中者，甚难测识，必也尽见其意，而後可定去取。自揣何所知识，而敢去取全唐乎？唐人诗须读其全集，而後知其境遇、学问、心术。唐人选唐诗，犹不失血脉。元人所选，已不能起人意。于鳞选之，惟取似于鳞者；锺、谭选之，惟取似锺、谭者，涂唐人而已。余质性愚下，年将四十，方见唐人兴比之意，能读义山、致尧之诗，至于李、杜，迄今未了，何以却取？
若不求其意而以词为去取，则选者多矣，何取余之一选哉？”
宋、元人诗，毕竟意味短浅。明人亦有好句，而皆未得唐人宾主转换等法，少有全篇。叶文敏公《独赏集》，皆选今人诗，去取精业，不敢出以示人，徒自赏耳。问曰：“岂有七八十岁老人，仅能读义山、致尧诗之理？盖自贬以诟人耳。”答曰：“如《重有感》诗，则知不佞于义山，犹未能读也，何言自贬以诟人耶！”唐人选唐诗已出自所行一路，何况元人？明则更甚，济南、竟陵如将宣炉化倾入神仙庙模子中。诗坏于明，明诗又坏于应酬。朋友为五伦之一，既为诗人，安可无赠言？
而交道古今不同，古人朋友不多，情谊真挚，世愈下则交愈泛，诗亦因此而流失焉。《三百篇》中，如仲山甫者不再见。苏、李赠别诗，未必是真。唐人赠诗已多。明朝之诗，惟此为事。唐人专心于诗，故应酬之外，自有好诗。明人之诗，乃时文之尸居馀气，专为应酬而学诗，学成亦不过为人事之用，舍二李何矣！
人之工于谐世者，耳目口鼻，俱非己有，乃得事事成就，人人欢喜。诗文何足道哉！而又附会斯文，不得不于此著脚。于鳞之诗，元美之文，易学而便用足矣，李、杜、欧、苏，不亦无谓矣乎！ 七律齐整谐和，长短中，最宜人事之用，故自唐至明，作者愈盛。初唐用以应酬，亦是大人事也。 子美七律甚多，却无篇不由中，绝无应酬人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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