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足以为乐。今泥古诗之成声，平侧短长，句句字字，摹仿而不敢失，非惟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若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尤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远别离》，杜子美《桃竹杖》，皆极其操纵，易尝按古人声调？而和顺委曲乃如此。固初学所未到，然学而未至乎是，亦未可与言诗也。
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费殊不信。一日与乔编修维翰观新颁中秘书，予适至，费即掩卷问曰：“请问此何代诗也？”予取读一篇，辄曰：“唐诗也。”又问何人，予曰：“须看两首。”看毕曰：“非白乐天乎？”於是二人大笑，启卷视之，盖《长庆集》，印本不传久矣。
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惟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说，未尝有失。顾其所自为作，徒得唐人体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处。予尝谓识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沧浪之谓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识分数少而作分数多者，故识先而力後。
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耳。极元之选，惟刘静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轩轾。世恒为刘左袒，虽陆静逸鼎仪亦然。予独谓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坚而折锐，则刘有一日之长。若藏锋敛锷，出奇制胜，如珠之走盘，马之行空，始若不见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长，则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谓道学名节论，乃为诗论也。与予论合者，惟张沧洲亨父、谢方石鸣治。亨父已矣，方石亦归老数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当何如哉？
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则孟为尤胜。储光羲有孟之古而深远不及岑参，有王之缛而又以华磨掩之。故杜子美称“吾怜孟浩然”，称“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储岑，有以也夫。
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得诗法。
作诗不可以意徇辞，而须以辞达意。辞能达意，可歌可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後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
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今令画工画十人，则必有相似，而不能别出者，盖其道小而易穷。而世之言诗者，每与画并论，则自小其道也。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若强排硬叠，不论其字面之清浊，音韵之谐舛，而云我能写景用事，岂可哉？
诗与文不同体，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近见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为诗，则毫厘千里，终其身而不悟。然则诗果易言哉？
“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开口便自黏带，已落第二义矣。所谓“烧却活和尚”，正不须如此说。
长篇中须有节春天，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
“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岂不佳？终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却自是诗家语。
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祯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声於诗，不过心口相语，然不敢以示人。闻潘言，始自信以为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约而同也。赵捴谦尝作《声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内阁而亡其十一，止存总目一卷，以声统字，字之於诗，亦一本而分者。於此观之，尤信。门人辈有闻予言，必让予曰“莫太泄漏天机”，否也！
国初诸诗人结社为诗，浦长源请入社，众请所作。初诵数首皆未应，至“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并加赏叹，遂纳之。（一擎按：“云边”二语，《宋诗纪事》作鬼诗，《明诗选》作童轩诗。）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