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相埒耳。”○後三首太白，大约此皆《竹枝》中极着意者矣。当与刘梦得之作抄写一编，而以杨铁崖之属继之。
“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山抹微□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阮亭自谓其“月映清淮何水部，□飞陇首柳吴兴”胜於前句。至若山谷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而後人有句云：“挥豪对客曹能始，闭阁焚香尹子求。”此不谓之袭旧乎？
阮亭所举宋贤绝句可继唐贤者几数十首，然何以不举山谷《广陵早春》之作云：“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
山谷於五古，亦用巧织，如古律然，特其气骨高耳。
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後，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善夫刘後村之言曰：“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杨、刘则又专为昆体；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澹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岿然为大家，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按此论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贤三昧。不然而山谷自为江西派之祖，何得谓宋人皆祖之？且宋诗之大家无过东坡，而转祧苏祖黄者，正以苏之大处，不当以南北宋风会论之，舍元诸贤外，宋人盖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处而祖之乎？吕居仁作《江西宗派图》，其时若陈後山、徐师川、韩子苍辈，未必皆以为铨定之公也。而山谷之高之大，亦岂仅与厌原一刻争胜毫！盖继往开来，源远流长，所自任者，非一时一地事矣。论者不察，而于《宋诗钞》品之曰“宋诗宗祖，是殆必将全宋之诗境与後村立言之旨，一一研勘也。观其所钞，则又不然，专以平直豪放者为宋诗，则山谷又何以为之宗祖？盖所钞全集与其品山谷之言，初无照应，非知言之选也。”
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然此外亦更无留与後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剩得一段丰致而已，明人则直从格调为之。然而元人之丰致，非复唐人之丰致也；明人之格调，依然唐人之格调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贬何、李始见真际矣。
渔洋先生所讲神韵，则合丰致、格调为一而浑化之。此道至于先生，谓之集大成可也。
渔洋先生则超明人而入唐者也，竹先生则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者也。然则二先生之路，今当奚从？曰吾敢议其甲乙耶？然而由竹之路为稳实耳。
吴孟举之钞宋诗，若用其本领以钞邵尧夫、陈白沙、庄定山诸公之诗，或可成一片段耳。
山谷诗，譬如榕树自根生出千枝万，又自枝上倒生出根来。若敖器之之论，只言其神味耳。
“不贪夜识金银气”，“手自与金银”，是真事，故不碍。然阮亭尚以“手自与金银”为病。至後山云“莫辞行乐费金银”，则不可矣。
後山赠鲁直云：“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又云：“人言我语胜黄语，扶坚夜燎齐朝光。”此其所以叙入紫微宗派之图也。任天社云：“读後山诗，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因为作注。而敖器之亦谓“後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寂自研，不求赏识”。昔渔洋先生尝疑天社之语未尽然，而谓“後山终落钝根，视苏、黄远矣”。按《诗林广记》云：“後山之诗，近于枯淡。”愚观宋诗之枯淡者，惟梅圣俞可以当之，若後山则益无可回味处，岂得以枯淡为辞耶？若黄诗之深之大，又岂後山所可比肩者！盖元诸贤，皆才气横溢，而一时独有此一种，见者遂以为高不可攀耳。
後山极意仿杜，固不得杜之精华，然与吞剥者终属有间。即以中间有生用杜句者，亦不似元遗山之矫变，亦不似李空同之整齐，盖此等处尚有朴拙之气存焉。求之杜诗，如“吾宗老孙子”一篇，是其巅顶已。
後山所作《温公挽词三首》，真有杜意，而吴不钞。
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初唐之高者，如陈射洪、张曲江，皆开启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韦苏州、柳柳州、韩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变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总归盛唐。而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所以司空表圣《二十四品》及严仪卿以禅喻诗之说，诚为後人读唐诗之准的。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如熙宁、元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于诸公赠答议论之章，略见其概。至如茶马、盐法、河渠、市货，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後，如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老据。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马。今论者不察，而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