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弦，即是乐教。故春秋之世，聘使往还，酬酢交际，皆有歌诗，后世酬唱即其遗风。
诗不仅尚其辞而已，诗之外大有事在。今人诗所以不及古人者，只是胸襟太小。古人所感者深，今人所感者浅，古人所见者大，今人所见者小，故判然是两个天地，不能相比。如果自己之所感与古人同其深远，自己之所见与古人同其真切，则发而为诗，自然亦可上追古人，但却非易事耳。诗教之义甚大，非心通天地不足以语此。但学者若能常常体会此理，则胸中滓秽日去，清虚日来，久而久之，不知不觉间，气质自然变化了。故诗可以陶冶性情。
作诗是游于艺的事，但必须先志于道、依于仁，然后可。诗人所见者大，则其所言者远；其所积者深，则其所发者厚。不假安排，不事穷索，信手拈来，全是妙用。故曰：作诗须通身是手眼始得。有人问古德，狮子搏兔用全力，是个什么力？答：不欺之力。此虽说禅，亦可论诗。不欺便是诚，不诚则无物。狮子搏兔是用全身气力，故作诗须将整个学问运用在里面，所谓通身是手眼是也。善为诗者，言近而指远，称名小而取类大。心量通乎天地，然后可以动天地；至情通于鬼神，然后可以感鬼神也。
古者朝聘往来，赋诗见志，以微言相感。微者，隐也，不必明言，贵在暗示。实则一切言语属于诗，真有至诚恻怛之怀，发之于言，自是感人。慈母之爱子，不学而能歌，赤子之于母，闻声而相喻，几以真情感通之故。
大抵境则为史，智必诣玄，史以陈风俗，玄则极情性。原乎《庄》、《骚》，极于李杜，建安史骨，陶谢玄宗，杜则史而未玄，李则玄而不圣。挈八代之长，尽三唐之变，咸不出此，兼之者上也。自有义学、禅学，而玄风弥畅，文采虽没，而理却幽深，主文谲谏，比兴之道益广，固诗之旨也。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后有作者，必将有取于斯。若夫摆脱凡近，直凑单微，随举陈言，皆成新意，累句芜音，自然廓落。但取自适而无近名，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流变所极，未知其终。如今曰“背景”，犹之史也；亦曰“灵感”，犹之玄也。特言之尚粗，未臻于妙，而遽忘其朔，遂谓古不足法，斯则失之愚耳。
夫乐律声诗之变，何在而非世运升降之机乎。韶、武既亡，《雅》、《颂》（注）之音绝。屈宋以后之赋，汉魏以后之诗，其可传者，犹有变风变雅之遗焉。
（注）《诗经》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诗大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蠲戏斋诗话（二）
余见今之艺菊者，往往霜降后始花，经冬弥盛，虽冬至犹未凋。耐寒如此，异于朝菌不知晦朔矣，故诗人每以寒花喻晚节。因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虽卉木之微，亦贵其能久。陶公咏菊以“卓为霜下杰”称之，观物者何在而不可以取法邪。
晋简文帝云：“平叔巧，累于理，叔夜俊，伤其道。”此语题品嵇、何，或未称实。然立德不可以事存，希声不可以言取。故知俊、巧与道远也。况乃采绘虚空，吟弄风月，托之名句，抑已末矣。
希腊古诗歌，洒然有《风》、《骚》之遗，英法诸家篇什所祖。德最晚起，制作斐备，尔雅深厚，乃在先唐之上。
少陵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学记》言：“不学搏依，不能安诗。”“安”字最有意味，盖一字、一语未惬，总是功夫不到也。
五言实难于近体，熟看《选》诗可也。
短篇偈颂亦近于诗，古人自道其悟处，不嫌语拙。
东坡尝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特托物起兴，缥缈出微之思，亦如云气变化，乃臻妙境。
大凡作绝句须宗盛唐，要气格雄浑，音节高亮，方合。选字不可不审也。
《乐》亡，则乐之意唯寓于诗，故知诗然后可与言乐。
诽世贬俗之言须有含蓄，出词蕴藉，方有诗教遗意。
“磨砻去圭角，浸润着光精”，细之谓也。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故虽时有率语、拙语，亦不害其为细，最好体味。唯细，乃可入唐贤三昧也。
词虽不及诗之博大，亦殊不易工。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与乐岂能分邪？
作诗以说理为最难，禅门偈颂说理非不深妙，然不可以为诗。诗中理境最高者，古则渊明、灵运，唐则摩诘、少陵，俱以气韵胜。陶似朴而实华，谢似雕而弥素，后莫能及。王如羚羊挂角，杜则狮子嚬呻。然王是佛家家风，杜有儒者气象。山谷、荆公才非不大，终是五伯之节制，不敌王者之师也。尧夫深于元、白，元、白只是俗汉，尧夫则是道人。然在诗中，亦为别派，非正宗也。吾于此颇知利病，偶然涉笔，理境为多。自知去古人尚远，但不失轨则耳。
严羽《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实则此乃一往之谈。老杜“读书破万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