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韩朝宗欲荐诸朝，又与故人剧饮惧甚，不赴。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开元末卒。浩然为诗，亻宁兴而作，造意极苦。既成，洗削凡近，超然独妙，虽气象清远，而采秀内映，藻思所不及。明皇时，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杜为尤，介其间能不愧者，浩然也。然三家亦未尝不为齐梁一体也。三谢、庾、鲍皆其所本，而用古入化，契合无间，此人所不及者也。三家各以性习造乎自然，浩然襟怀冲澹，故诗格清新，独多远致，辞旨婉妙，几于胎息。全集七言只三数首。
太白谓：“七言不如五言，”故并不屑为欤。直字太白，或曰陇西人，或曰山东人，或曰蜀人，不能详也。少有逸才，志气宏放，初隐岷山，苏见而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可比相如。”天宝初，至长安，贺知章见其文，谓为“谪仙人”，言于明皇。召见奏颂，帝赐食，亲为调羹，供奉翰林。一日，酣饮于市，帝坐沉香亭，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授笔成文，婉丽精切。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诗中语以激杨妃。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乃求还山，浪迹江湖，终日沈饮。
丞王辟为僚佐，败，白坐长流夜郎，赦还，依当涂令阳冰。伏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直常以复古自任，而多集诸家之长而运用之。《风》、《骚》是其所宗，不仅建安一体己也，而齐梁初唐亦时有之。七言歌行，源出庾鲍，特其天才豪放，吐气如虹，意之所至，莫可羁勒。开阖奇变，而一归于正。声调激越，音节浏亮，动合宫商，是乃歌行之极则。魏武以后，一人而已。或者不察，谓其鄙弃齐梁，凌铄初唐，岂穷源之论哉。后人模拟太白，不失之粗，则失之怪；
刻划子美，不失之鄙，则失之拙。人但知其词气豪放，不知其造语精切，调匀音逸，寄托遥深，如《独漉篇》，谁复能到？魏武所谓“以气为主，以词为卫”者也。试读白诗，曾有艰涩鄙语，与僻奥典故否耶？有一于此，即谬以千里。李贺效白，全集中只《金人歌》一篇略相似耳。“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句，非不奇，但恨无清远之致，转不若“渭城”句为传神也。而《高轩过》失之熟；《十二月乐词》失之涩，齐梁尚逊，何望于白？如东坡使事未化，每涉轻率，遂失之。
山谷矜才务博，去取无方，因失之怪。王介甫杂糅李杜，唐突甚矣。明人中，时有似白者，顾虽气韵流动，而造语精切，终不可及。绝句则更无人似之矣。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天宣初，应进士不第，献赋得官，授京兆府兵曹参军，肃宗即位，甫自贼中遽还，拜左抬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待遇甚厚。武卒，乃就高适，既至，而适卒。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沂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
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子美始自天宝，终于大历，中历数期，富于篇什，体赅律细，无所不备。喜怒哀乐，尽发为诗，悲壮伊郁，高古沉着，实兼众长。浩然、太白逊其赡博；大历、元和迭承规范。叙事委曲，“诗史”之称既允；出入古今，包罗众体，则“诗圣”之号尤当之而无愧也。后人论李杜者盛著，今特言其大概而已。
△韦应物
韦应物，京兆长安人。少以三卫郎事明皇，晚更折节读书。永泰中，授京兆功曹，迁洛阳丞。大历十四年，除梁阳令，不就。建中三年，拜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吏，调江州，改左司郎中，复出为苏州刺史。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唯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客，与之唱酬。其诗闲澹简远，人比之陶潜，虽或过当，而其拟古之作，寝几于《十九首》，《效陶》一体，亦极冲澹之怀，但微嫌着迹耳。着迹则近于刻划矣，然当此之时，高古旷达，殊无出其右者。
△张谓
谓字正言，河南人。天宝进士，乾元中，为尚书郎，大层间，官礼部侍郎，诗取实境，颇有高致。盖自李杜以后，风尚所趋，虽复反齐梁一体，惟独主于性灵，故使事无迹，而以传神为能事也。
△岑参
参，南阳人，少孤贫，笃学。天宝进士，由率府参军累官嘉州刺史。其诗辞意清切，迥拔孤秀，多出佳境，人比之吴均、何逊，盖就其律诗言也。时亦谓之“嘉州体”。至古诗歌行，间亦有气实声壮之作，《走马川》诗，三句一转，虽变自《柏梁》，亦为创作。
△贾至
至字幼邻，洛阳人，擢明经第，宝应初，为尚书左丞，大历初封信都县伯、京兆尹，右散骑常侍。其诗气质不及高适，而典雅过之，间作绮语，亦文质俱见，不落凡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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