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兴乎《国风》耳。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古诗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当句皆了也。其次《尚书》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亦句句便了。自此之后，则有《毛诗》假物成焉。夫子演《易》，极思于《系辞》，言句简易，体是诗骨。夫子传于游、夏，游、夏传于荀卿、孟轲，方有四言、五言，效古而作。荀、孟传于司马迁，迁传于贾谊。谊谪居长沙，遂不得志，风土既殊，迁逐怨上，属物比兴，少于《风》、《雅》。复有骚人之作，皆有怨剌，失于本宗。乃知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从此分焉。汉魏有曹植、刘桢，皆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从此之后，递相祖述，经论百代，识人虚薄，属文于花草，失其古为。中有鲍照、谢康乐，纵逸相继，成败兼行。至晋、宋、齐、梁，皆悉颓毁。
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上之境，洞焉可观。古文格高，一句见意，则“股肱良哉”是也。其次两句见意，则“关关雎鸠”是也。其次古诗，四句见意，则“青青陵上柏，磊磊漳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也。又刘公干诗云：“青青陵上松，[QO51]々谷中风。风弦一何盛，松枝一何劲。”此诗从首至尾，唯论一事，以此不如古人也。
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后书中于纸也。高手作势，一句更别起意，其次两句起意。意如涌烟，从地升天，向后渐高渐高，不可阶上也。下手下句弱于上句，不看向背，不立意宗，皆不堪也。
凡文章皆不难，又不辛苦。如《文选》诗云：“朝入谯郡界”，“左右望我军”。皆如此例，不难、不辛苦也。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
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如无有不似，仍以律调之定，然后书之于纸，会其题目。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
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耳，见于目，录于纸。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诗人用心，当于此也。
夫诗，入头即论其意。意尽则肚宽，肚宽则诗得容预，物色乱下。至尾则却收前意。节节仍须有分付。夫用字有数般：有轻，有重；有重中轻，有轻中重；有虽重浊可用者，有轻清不可用者。事须细律之。若用重字，即以轻字拂之，便快也。
夫文章，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声即稳也。其中三字纵重浊，亦无妨。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若五字并轻，则脱略无所止泊处；若五字并重，则文章暗浊。事须轻重相间，仍须以声律之。如“明月照积雪”，则“月”“雪”相拨，及“罗衣何飘飘”，同“罗”“何”相拨，亦不可不觉也。
夫诗，一句即须见其地居处。如“孟春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若空言物色，则虽好而无味，必须安立其身。
诗头皆须造意，意须紧，然后纵横变转。如“相逢楚水寒”，送人必言其所矣。
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练意魄。所作词句，莫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改他旧语，移头换尾，如此之人，终不长进。为无自性，不能专心苦思，致见不成。
凡诗人，夜间床头，明置一盏灯。若睡来任睡，睡觉即起，兴发意生，精神清爽，了了明白。皆须身在意中。若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有？若不书身心，何以为诗？是故诗者，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气来不适，心事或不达，或以剌上，或以化下，或以申心，或以序事，皆为中心不决，众不我知。由是言之，方识古人之本也。
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
诗有饱肚狭腹，语急言生。至极言终始，未一向耳。若谢康乐语，饱肚意多，皆得停泊，任意纵横。鲍照言语逼迫，无有纵逸，故名狭腹之语。以此言之，则饱公不如谢也。
诗有无头尾之体。凡诗头，或以物色为头，或以身为头，或以身意为头，百般无定。任意以兴来安稳，即任为诗头也。
凡诗，两句即须团却意，句句必须有底盖相承，翻覆而用。四句之中，皆须团意上道，必须断其小大，使人事不错。
诗有上句言物色，下句更重拂之体。如“夜闻木叶落，疑是洞庭秋”，“旷野饶悲风，[QO51]々黄蒿草，是其例也。”
诗有上句言意，下句言状；上句言状，下句言意。如“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是也。
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