谪星说诗 民国 钱振锽撰
●卷一
一、《六经》“学”字，未有作摹仿解者。有之，是后儒注《论语》“学之谓言效也”始，其语陋矣。“学”者，博闻多见之谓也。我辈学诗，不过多读古今诗集，以启发我之才力心思而已，不必影响字句、形模篇段之为学也。笨人之言曰：“学文当学某人，学诗当学某人。”夫文章有性情焉，有气骨焉。人心不同如其面，何必我之性情气骨悉同于古人之为得哉！盖自以“学”字作摹仿解，而“学”之意失矣。
二、朱子谓太白、少陵皆学《选》，所以好。于何见之？《选》亦有汉魏、齐梁之不同，不知李杜所学何《选》也。又谓太白《古风》六十篇，多学陈子昂。舍良知良能不道，而强以一“学”字概古人，古人笑而不受矣。
三、王介甫尝为蔡天启言：“学诗未可遽学老杜，当先学义山。未有不能为义山而能为老杜者。”叶梦得谓“学老杜只义山一人。”老杜、义山各有面目，何得混而同之。而介甫语尤为庸下，学杜巳可羞矣，而有所谓“未可遽学”者乎！
四、或言字非临摹不工，何况于诗。不知字用手书，诗由心造，二者不同。临帖可算己书，若将古人诗文胜真一过，便可算得己诗乎？书且有“奴书”之诮，而况于诗乎？
五、譬之画，名家能自创稿本，凡天地、人物、山川、草木，皆我画稿也，俗工则必照陈稿钩暎矣。
六、然则古人亦有摹仿者乎？曰：有之。《两京》之后有《三都》也，《七发》之后有《七启》、《七命》也。魏晋之四言也，唐人之拟六朝赋也，孰能谓之不摹仿也。曰：此多是古人不贵处，后人不必藉口。真正奇文，必如李习之云：读《春秋》如未尝有《诗》，读《诗》如未尝有《易》，读《易》如未尝有《书》，读届原、庄周如未尝有《六经》，乃为上乘。陋人必曰：“作文如《三都》、《七启》亦可矣，何必如李习之”云云。为此语者，便是自暴自弃，不想好日，不足与言。
七、山谷云：“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欺人哉！陆放翁云：“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何尝一字无出处，便以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此段议论最通。陆机谓“怵他人之我先”，退之谓“惟古于词必己出”，李习之谓“创意造言，多不相师”，宁有以来愿为奇者。写现在之人情，记当前之物象，便是来历。何必求之于古书而后为来愿哉？宋王楙引杜句与古略同者，以实其来历之说，又谬也。诗家无心相类，亦自有；就使出自有心，正是杜老不贵处，何足法耶？
八、严沧浪《诗辨》、《诗法》拘滞不化，得未曾有。其谨守门户也，一若自在一步便为放纵。其分界时代也，一若进退一日便有高下。分别体制、音调、局法，不遗余力。其书盖笨伯一人之私言，自家以之为用功之阶梯，而必强人就我，则大谬矣。余见袁中郎、江进之力攻摹拟之失，袁子才力排分界时代之谬，向亦以为矫枉过正，今见此老论诗，乃知其非过也。
九、沧浪借禅家之说以立《诗辨》，于禅则分第一义、第二义、正法眼藏、小乘禅、间辟支果、野狐外道；于诗则分汉、魏、晋、宋、齐、梁、盛唐、晚唐，其说巧矣。虽然佛门广大，何所不容，禽兽鱼鳌，皆有佛性，但能成佛，何必究其所自来。须知极乐世界，原无界限，何容平地起土，堆空门作重槛哉？历代以来，诗虽千变，但求其合于人情，快于己意，便是好诗。格调体制，何足深论。沧浪分界时代，彼则第一义，此则第二义。索性能指出各家优劣，亦复何辨。无奈只据一种荣古虐今之见，犹自以为新奇，此真不可教诲也。又云：“入门不正，则愈骛愈远。”夫诗岂有一定门户？《风》《雅》《颂》、汉魏、初、盛，门户亦各不同，何必强分其正不正。又云：“学诗须熟读《楚词》、《十九首》、乐府四篇、苏李、汉魏五言，又须枕籍李杜，则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种种埋没性灵之语，实无是处也。
一、○又云：“诗法有五”、“诗品有九”、“大概有二”，都是呆汉语，诗之千奇百变，安可以呆体例例之。又云：“用功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此三者是其致力处。然诗有浑然天成不假人为者，何必支支节节以为之。又云“诗之极致曰入神”，“入神”二字诚为非易，然以彼支支节节为之，入魔则有之矣，入神则未也。又云：盛唐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一种魔语，试问之盛唐人，吾恐彼亦不自知也。
一一、又云：“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古人诗中，识者不能辨，其真古人矣。”夫我诗有我在，何必与古人争似。如其言，何不直抄古诗之为愈乎？又自称论诗如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夫人有父母，诗无父母也。诗之父母在性灵，性灵仍在我。此等秽鄙之言，余直欲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