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多之随意性。可取在其活也。
三、汉赋之得失
（一）汉赋乃汉代经济、政治、文化繁荣之显现，集中于宫廷浮华之敷陈，亦汉代国力之征象也。
（二）扬子云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前者是清醒者之赋，后者乃昏庸者之辞。惜乎两者皆殊途而同归，不免于讽一劝百也。
汉赋之气概则大而全，体制则重而板，偶读可以惊叹，多见则唯感机体如一，遂望而生厌矣。于是遂不得不因其蔽而有所变。而其变也，有因时之递变，不变而变者，如左思之《三都赋》是也。又有有意为变者：一为小赋，颇清新可诵。然其体与诗相杂，谓之赋固可，谓之为诗，亦未尝不可也。又一为俳赋，则其体为纯。世有谓俳赋、小赋之风靡，正国力之弱微，兼文士之才短所致，实皆片面以世之盛衰与才之高下并举，而不明“不有新变，焉得代雄”之理也。
四、俳赋之优劣
小赋为有诗情画意之赋，为侧重心理描摹与感受之赋，是赋之抒情化。与古赋较，则变古奥为清俊，且更轻倩自如。古体混杂而欠浑成，俳赋则使之格律化，而其体有别于文（骈文）与笔（散体）及诗。其与骈文之分，在于俳赋有韵而骈文不用韵；其与散文之分，在于两两相对；与诗之分，在于渐不用五字及七字句，偶有之，唯虚字以连缀耳。且其用语也，多用并列、对照、映衬、喻意等对仗以集中体物，故总体而论，多整齐划一。顾其格虽纯，时亦拘泥而拙，于是律赋代之而兴焉。
五、律赋之超妙
律赋之兴，原于应试。命题阅卷，评审为难，遂严其格律，苛其用韵。初非仅欲故难举子，实乃便于取用也。不意遂成定式，久而乃规范益严，绳墨愈细，士子欲因难见巧，日夕揣摹，艺遂精进，突过前修。唐之律赋，尚有ゼ华，宋则质朴无文，故世之论者，皆以宋不如唐。实则草创之初，下续未久，两皆未能完善。迨至清季，始愈出愈奇，令人极为叹服。而路闰生《仁在堂全集》之论，亦精妙绝伦，无以复加。世之通人，则以为功令所在而鄙之，纵有佳作，集亦不收，莫非贵远贱近之成见横梗于胸，非公允也。窃谓律赋者，实乃格律最完整、最严密、最规范、最有变化，要求也最严格之赋也。可谓是高度诗化之赋，实为赋中之赋也。其与俳赋之别，则为限定段落、限定用韵，且于每段关键处，至少当有一扇对调节之，而俳赋无有也。其与骈文之别，一在律赋有韵，骈文无韵；又一在律赋须限定段落，骈文则不拘也。八比及长联之为对仗，似与律赋之扇对极有关联，或即从扇对化出而渗合以散体之句法浑而一之耳。
六、文赋之疏放
律赋兴起，人以为难，则求解脱之文赋并起而争胜焉。迨律赋登峰超绝，后更难继，人又以欠古近俗责之，而复古之古赋亦掘起矣。顾复古之赋，乃古赋之余气，不足与古人争胜也。唯文赋则用散体句式，构思运用，皆较疏放，可谓是赋之自由解放。其与散体之别在用韵，而韵之转换亦可随意行之，不若律赋之严格不苟，亦不同俳赋之拘板，更无汉赋之滞重。倘与古赋较，则文字较浅近，用语较散体化，不若古赋或伪古赋之古奥艰深也。由其为雅俗同赏，故名篇隽句，传而不衰，影响反在古赋、汉赋、俳赋、律赋为大也。倘以赋与散文诗类比，则文赋最为典则贴切者矣。
诗之叙事，“六诗”之赋义也。赋既“附庸蔚为大国”，而专以赋体为诗者，亦未尝以是而斩。于是民间有《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辞》出焉，虽或经文上修润，然乐府民歌之气息仍浓。诗人变而效之，于是有“齐梁体”出焉，再演进为初唐四杰体，顾仍是抒情胜于叙事，迨白香山《长恨歌》作，始叙事多于抒情；若《琵琶行》，则仍是以抒情为主也。世多崇杜陵诗史，以《三吏》、《三别》为宗尚，实不过乃简陋之速写，故王夫之不以为然，是也。唐末韦庄《秦妇吟》，为叙事中最早用倒装手法者，（抒情之倒装，杜陵七古，如《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戏为双松图歌》等已有绝妙表达。）而语句声律颇多可议，然其志本不在叙事也。厥后若晁补之与颜复各有《芳仪曲》、高荷有《国香》等，是叙事也，而实平庸。迨吴伟业（梅村）出，始一空前古，不唯同时之钱谦益（牧齐）、龚鼎孳（芝麓）未可并驾，（钱有《徐娘歌》；又《有美一百韵》乃排律，与朱彝尊竹垞《风怀二百韵》同，与长度体异，不可并论。龚有《金阊行为辟疆赋》，见《定山堂集》卷三。当时颇传诵，龚亦颇自喜其诗。）即后来樊增祥之《彩云曲》、《后彩云曲》，杨圻（云史）之《天山曲》、《丹青引》，王闿运（壬秋）之《圆明园词》，（按陈夔龙筱石《梦蕉亭杂记》卷二记壬秋“一日过我书斋，见案上《吴梅村诗集》，笑谓余曰：‘此乃《天雨花》弹词，君胡好之甚？’实则太史所作《圆明园宫词》，大半摹拟梅村，不能脱彼窠臼也”云云，是其好，当是已有见及于此矣。又按师从梅村学诗之钱陆灿圆沙，已营指责其《萧史青门曲》可付盲女弹词，壬秋但从而效之耳。）王国维（静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