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自定新义，而绝山谷之所谓夺胎也。晋竹甚喜舒铁云、陈云伯诗，ㄎ扌奢之迹，俯拾即是。此诗取意，实袭自铁云之《滕王阁》，见《瓶水斋诗集》卷七。诗云：“落霞秋水篇，芝盖青旗句。婺女俪嫦娥，亦见《玉台序》。文人相沿习，自古在昔然。以彼咄嗟办，遂得永久传。尔时马当山，风利不得泊。伟饯发光诵，气压临江阁。江神颇好事，座客亦善藏。所作定不恶，惜哉其稿亡。始知古文章，傅否皆偶尔。败兴感娇客，成名笑竖子。依人非奇才，依古非奇文。所以萧世子，不王右军。”晋竹只取其“座客亦善藏。数句语意耳。此乃皎然之所谓偷意，而著迹太甚，得谓之换骨，亦未许云夺胎也。倘不知其情而持以相较，则铁云之感慨深矣。
非难山谷诗而专以味论者，东坡《书黄鲁直诗后》云：“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极，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李宾之《麓堂诗话》云：“熊蹯、鸡跖，筋骨有余，而肉味绝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餍天下。黄鲁直诗大抵如此，捆咀嚼之可见。”按此语田小山《西圃诗说》有之，而未注出处。又袁简斋《随园诗话》卷一有云：“余尝比山谷诗，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也，毕竟味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虽口各有嗜，而不废同好。上三家于山谷途径自殊，而尚能识异量之美，不若二冯之深恶痛詈也。
义山、东坡、山谷，及后之放翁、遗山、宾之、献吉、于鳞，皆宗法老杜而各具面目者也。嗣法义山者，宋有西昆，清有吴修龄、二冯、吴梅村、龚定山、舒铁云、陈云伯，而黄仲则、杨云裳、荔裳兄弟亦沾润焉，而俱各有所成；宗尚山谷者，于清亦夥，晚清之陈散原，几欲凌驾其上，可谓盛矣。献吉、于鳞，虽曾一时为公安、竟陵所排，但随即声威复振，陈黄门、沈归愚皆极推重之，即王渔洋、姚姜坞、田同之亦有所倾心焉。独东坡之诗，继踵较少。袁伯修虽以“白苏”名斋，于白所得极浅，于苏则几无迹象可寻，徒具空言而已。钱牧斋胎息杜苏，时为海内文宗，而终感其自身之独立未备，反不若吴梅村之风华独具也。稍后之翁覃溪，欲以肌理之质实救神韵之空疏，惜为诗板滞，而以考证金石为能，故洪北江譬之为“博士解经，苦无心得，”世人遂亦皆以尘羹土饭视之。盖苏诗之最佳者在古体，尤以七古最有特色，齐梁、初唐及歌行体姑不论，唐之李、杜、韩而外，宋之欧公、荆公而外，实罕有其匹者，嗣后似亦无能继者，缘才高学富，且笔力雄放，篇幅宽广之七古，足以供其驰骋盘旋，故纵一韵到底，亦不碍其直冲而下，而失其流转之态。清中叶洪北江有意效之，终成画虎，致招仿效者“黄狗随风飞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之讥。缘洪诗素宗杜、韩、苏，复又受张船山影响，遂更恣睢放笔。实则洪、张两家七古，皆不免剽滑叫嚣，与苏诗貌同而心异。至苏诗近体，纵有名篇，实少情致，且欠烹炼，昔袁简斋、纪河间俱有同感。且多有模拟痕迹，而畦町未化，不意后人反于此等诗篇誉之效之，焉知苏之面目精神，原在彼而不在此哉！如是而学，焉有得乎！
诗集作注之多者，唐唯杜陵、义山，次则昌谷。宋唯东坡，次则山谷。何集中于此数人乃尔？一缘注者之所仰所嗜在焉，又一则创始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欤？统观各家之注，钱注杜诗、仇沧柱《杜少陵集详注》、杨西稣《杜诗镜铨》皆各有所长，浦二田《读杜心解》，亦时有善处。义山、东坡诗，注者虽多，能惬我心者无有也。而注杜之上述四家，比之《诗经》中陈奂之《诗毛氏传疏》，不逮尚远，即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相较，亦有逊色。又方玉润《诗经原始》，专从文学角度剖析，能还《诗经》以本来面目，论诗谈艺，宁可忽诸，而疑古玄同等卑视之，何耶？若推而论诸经清人之新注，则无有超越孙仲容之《周礼正义》者，然其旧注亦不可废也。倘以详注论，此可为法；以简要注论，则牧斋、西之注杜，其体例皆可取也。
宋代道学兴盛，遂有理学家之哲理诗，顾哲理诗非始于宋也。以余所见，可分六类言之：
一曰概括旧有哲理之语以成韵语者。《诗品》已言及永嘉时之理过其辞，江表诸公更平典似《道德论》。盖在搬弄哲学术语，纵属至理名言，亦淡乎寡味，岂得言诗？历代言哲理诗者必推程明道与朱晦庵，上更追仰邵康节，下乃及于王阳明、陈白沙与庄定山。唐应德《荆川集》卷七有《与王遵岩参政》书，且称“三代以下，文莫遇曾子固，诗无如邵尧夫。”不知其会心果何在也？而为诗极慧颖而又极有工力之孙子潇，于《天真阁集》卷四十三《跋击壤集》既明言康节诗“寓《易》理于韵语”，但随即云：“所谓俯拾即是，与道大适者，其风韵绝胜处，后来唯陈白沙得其元微。”且谓“此事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云云。吾尝于邵集通读一过，自笑钝根俗人，不能得其门而入也。如卷十三《乾坤吟》云：“用九见群龙，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贞，因乾以为利。四象以九成，遂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与六，能尽人间事！”此与医药书中之《汤头歌诀》何异？又如卷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