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真；情之信者能耸之使疑，疑者又能使之帖服而归于信。以剧情词曲而论，笠翁洵为摹写入情，为吾国传奇中别开生面者，固不必以文章严格绳墨之也。”以上皆摘自裘毓《清代轶闻》卷八《词曲李笠翁十种曲》条。裘氏此书，原抄自各家记载，而又不著其作者姓氏及出处。尝遍检各书，皆未查出，此心缺然。所论虽仅谈笠翁，实可为戏曲中之性灵表现立一准则，且可补简斋立说之偏狭，充类以扩而大之也。惜到杭后，难得再有谈艺之日，无缘再申吾说于阶前矣。
墨庵师曰：我为《海宁王国维传》，刊于馆刊，后有洪焕椿按语，谓王氏著作，我所举尚有遗漏，并重为立目云云。彼以我为不知耶？为史传体例，于传当其要，非撰王先生著作年表也。彼欲补吾阙漏，适足形其无知。衍文对曰：洪先生为馆中最年轻之分纂，馆长任之为馆刊主编，渠乃总纂孙延钊（孟晋）先生之甥，编纂刘耀东（祝群）先生之婿也。孙先生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多年，洪先生随之任主任，多见秘籍，且笔又勤快，亦难得也。师曰：彼等皆与我同乡，我焉得不知！徒钞万卷，倘无识，不得云胸罗万卷也。又曰：太炎先生为孙诒让先生志墓，内云：“有子延钊，能读父书”，盖讥不其能光大父业也。衍文对曰：世之大学人能干父之蛊者，千古以来，宁有几人？能世其业者，除仪徵刘氏外，未尝再见，而今亦绝矣。有家传而不坠其绪者，唯岐黄之秘方耳。定公当年，已有“回首外家书帙散，大儒门祚古难跻”之叹，是则“能读父书”者，已属难得，况仲容先生学有多方，业皆深造，能读其书者，又宁有几人？而孟晋先生能之，恐非讥讪而乃褒奖之语也。但师仍微摇其首而不言。旋又持包好裱就章太炎先生之赠联见示。衍文曰：太炎先生学自宏伟，书法实非所长。师曰：书卷气自足，亦不易及也。随后又问：见及仲穿先生乎？衍文曰：以小子之年岁，安得仰见先生之尊容？师曰：无碍也，得见孟晋即可矣。父子二人，不唯面目，即音容笑貌皆同。然仲容先生学富才健，虽不常作诗，而有作皆严谨洁氵炼，孟晋则不能作诗，文亦碎杂无度，与洪焕椿俱以钞胥为能，不得入于著作之林也。衍文曰：尝记梁任公言，钞书亦可为学，并举《南北史合钞》为例。倘钞而善者，庸又何伤！师曰：“未可同日而语也。”然我等见师所撰艺文目录提要，进展极速，而大都钞撮各书序言而成，似于各书未曾寓目者。当时即有同仁见而生疑，谓提要岂能如此作乎？顾《四库提要》中，随手翻检而论者亦多有之；为文学史或为书评者，亦往往浮光掠影，见风即雨，以致笑话百出。倘信而从之，真所谓谬种流传，害人不浅者。以是衍文绝不敢作文学史，盖无精力尽读各书，成篇难免拾人牙慧，甚或为人所误也。
以谈及王静安《传》始，衍文乃举《人间词话》中语为问曰：静安先生有言：“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录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论诗岂可如是一途而取乎？静安先生有《颐和园词》，佳作也，岂不隶事乎？设无小序或加小注，后人读之能明之乎，墨庵师曰：《长恨歌》系以散文笔法为之，梅村歌行，若《圆圆曲》，则以近体诗法写七言古者。诗体为易，散体为难，故《长恨歌》更可贵。衍文曰：古体之演进为近体，乃诗史上一大进展也。后之为诗者，惟五古尚守旧保存用散体笔法，七古则非用近体律调，不足以超越时空，变化流转。即以《圆圆曲》论，铿锵声调，诵之足以荡气回肠，胜于《长恨歌》之时有哑语耳。且以《长恨歌》用语而言，亦多疵类。如：“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金步摇”三字为拼凑用韵而成句，与下句显然不相承接，若云系省略“戴上”或“卸下”所致，实亦无此种句式也。又如：“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单用“花钿”，喻意已明，何须罗列纷陈，若欲更求有代表性者，则香袜、锦袍，又何扩而不道，再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前两句双起，而单接秋草、落叶，一则骈姆枝指，二则照应未周也。然《圆圆曲》亦非全无败句者：如：“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痛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谯。’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首二句跳跃过甚，若非对仗，不可跨度如是之大也。幸得后两句为救，得以支撑相济。倘理曲为顺解之，当是：“鼎湖当日弃人间”，“六军”俱“恸哭”而“缟素”矣，然六军仅“恸哭”、“缟素”而已，而未尝“怒”也。其“怒”非替君王复仇，乃为“红颜”被夺，始全军出动，而“破敌收京下玉关”矣。又“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谯”两句，乃用吴三桂口气插入以语，诗中常有身份转换、或分或合、或两者综合以道者，由于此处标出不甚明显，故傅东华先生解为故为吴三桂开脱，未免牵强难通；近又有人以连下两句即共四句全系吴三桂口吻之言，则察之未审也。又“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二句，为合掌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