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陆厥书》而畅之，后世近体，遂从此定制。齐梁文格卑靡，此学独有千古。」
范注：「彦和于《情采》《镕裁》之后，首论声律。盖以声律为文学要质，又为当时新趋势，彦和固教人以乘机无怯者，自必畅论其理。而或者谓彦和生于齐世，适当王沈之时，又《文心》初成，将欲取定沈约，不得不枉道从人，以期见誉，观《南史》舍人传，言约既取谈，大重之，谓深得文理，知隐侯所赏，独在此一篇矣。」
《注订》：「自魏有李登《声类》之说出，则文章声律之说乃宏；自梁沈约以后，则文章声律之说乃精；自彦和此篇之说出，则文章声律之说始大定。」
刘勰在原则上是支持沈约的四声论的，所以《文心雕龙》中有《
声律》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从《声律》篇来看，刘勰并不完全赞成沈约所设的「八病」的人为限制。过去有人诽谤刘勰说他巴结权贵，为了迎合沈约的心理，纔故意写了《声律》篇，来投其所好，因而《文心雕龙》一书得到沈约的赞赏，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刘勰并不完全赞成沈约的声病说。因为沈约的四声八病说，主要讲的是人为的音律，而《声律》篇中所阐发的则偏重于自然的音律。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一〕。声含宫商〔二〕，肇自血气〔三〕，先王因之，以制乐歌〔四〕。故知器写人声〔五〕，声非效器者也〔六〕。
〔一〕 《校注》：「按《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斟诠》：「音律，音乐之规律，如律吕、宫调等。《
汉书武帝纪》：『协音律，作诗乐。』《晋书阮咸传》：『咸妙解音律，荀勖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
《缀补》：「《吕氏春秋音初》篇：『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
〔二〕 《校注》：「含，何本、凌本、梁本、……作『合』。按：『合』字非是。『声含宫商』，犹言声含有宫商耳，非谓其合于宫商也。《白虎通论姓》篇：『人含五常而生，正声有五：宫、商、角、征、羽。』」
《考异》：「上言本于人声，故下言含。含本内发，合由外铄，从含是。」
《注订》：「《汉书律历志》：「五声之本，生于黄锺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征、羽。』《礼记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注云：『五声：宫、商、角、征、羽。』」
〔三〕 《体性》篇：「才力居中，肇自血气。」「血气」，这里指天赋的生理基础。
〔四〕 「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是说利用天然的言语的美，来制作乐调，写成诗歌。
〔五〕 《校注》：「《淮南子本经》篇：『雷震（霆）之声，可以鼓钟写之。』高注：『写犹放也。』此『写』字亦当作放解。」
《斟诠》：「《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先儒以为依人声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人非效乐者也。』马端临盖亦袭用彦和语意。」
〔六〕 《校证》：「『效』原作『学』。梅云：『当作效。』范云：『学器当作效器。』《毛诗大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正义曰：『原夫作乐之始，乐写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乐器有宫征商羽之异，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人，是乐本效人，非人效乐。』……此据以改正。」
《校注》：「『学』，黄校云：『当作效。』……按：『学』字不误。《广雅释诂》三：『学，效也。』诂此正合。《物色》篇：『喓喓学草虫之韵。』尤为切证。」
朱星《〈文心雕龙声律〉篇诠解》（本篇以下引朱氏语同此）：「该文首段提出音律的起源问题。他以为『音律所始』是『本于人声』。美的人声就发展为乐歌，再制乐器来配合歌声。所以乐器是写歌声的，不是歌声去学乐器的。」（《天津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郭绍虞《声律说考辨》（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在这儿，『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即王融所谓『宫商与二仪并生』之意。此所谓宫商，乃指人声的宫商，是音律之所始，所以可以歌。而颜宪子（即颜延之，见《诗品序》）所说的律吕音调，则正是效器的律吕音调，是想把吟的音节，去迁就歌的音节，于是只能把固定的字音分为宫商角征羽五类，而成为效器的宫商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器写人声，以人声为主，所以歌谱既定，人声的宫商能随之而抑扬，而使之合于乐律。这样的『声效乐器』是自然的。反过来，假使以乐器为主，而强调声效乐器，那必然会使文字的读音凑合乐律的宫商。从前者讲，器写人声，是根据文字读音的宫商，所以对于文字的读音倒是可宫可商的。从后者讲，声效乐器，由于乐器的宫商有定，于是也要使文字的读音同样固定，使之胶于一字，所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