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了河督，亲身迎接他，排了职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只得向他卜筶，谁知他要坐河督大帅的轿子。那位河督只得要让他。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自己总不能步行；要骑马罢，他又是赏过紫缰的，没有紫缰，就不愿意骑。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是河督先坐到轿子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放在轿里扶手板上。说也作怪，走得没有多少路，他却忽然不见了，只剩了一个空盘。那河督是真真近在咫尺的，对了他，也不曾看见他怎样跑的，也只得由他的了。谁知到了河督衙门下轿时，他却盘在河督的大帽子里，把头昂起在顶珠子上。你道奇不奇呢！这还是我传闻得来的。还有一回，是我亲眼见的事：我那回同了一个朋友去办河工。……此刻我的同知、直隶州，还是那回的保案，从知县上过的班。……我那个同事姓张，别字星甫，我和他一同奉了礼，去查勘要工。一天到了一个乡庄上，在一家人家家里借住，就在那里耽搁两天。这是我们办河工常有的事。住了两天，星甫偶然在院子里一棵向日葵的叶子上，看见一个壁虎（即守宫，北人呼为壁虎，粤中谓之盐蛇），生得通身碧绿，而且布满了淡黄斑点，十分可爱。星甫便叫我去看。我便拿了一个外国人吃皮酒的玻璃杯出来，一手托着叶子，一手拿杯把他盖住；叫星甫把叶子摘下来，便拿到房里，盖在桌上，细细把玩。等到晚饭过后，我们两个还在灯底细看，星甫还轻轻的把玻璃杯移动，把他的尾巴露出来，给他拴上一根红线，然后关门睡觉。这房里除了我两个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了。谁知到了明天，星甫一早起来看时，那玻璃杯依然好好盖住，里面的东西却不见了。星甫还骂底下人放跑了的，然而房门的确未开，是没有人进来过的。闹了一阵，也就罢了。又过了几天，我们赶到工上，只见工上的人，都喧传说大王到了，就好望合龙了。我和星甫去看那大王时，正是我们捉住的那个壁虎，并且尾巴上拴的红线还在那里。问他们几时到的，他们说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说的那天，正是我们拿住他的那天。你说这件事奇不奇呢。”我道：“那里有这等事，不过故神其说罢了。”杏农道：“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怎么还是故神其说呢。”我道：“又焉见得不是略有一点影响，你却故神其说，作为谈天材料呢。总而言之，后人治河，哪一个及得到大禹治水。你看《禹贡》上面，何尝有一点这种邪魔怪道的话，他却实实在在把水治平了。当日‘敷土刊木，奠高山大川，又何尝仗甚么大王之力。那奠高山大川，明明是测量高低、广狭、深浅，以为纳水的地位，水流的方向；孔颖达疏《尚书》，不该说是‘以别祀礼之崇卑’，遂开后人迷惑之渐。大约当日河工极险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倡神明之说，以壮那工人的胆，未尝没有小小效验。久而久之，变本加厉，就闹出这邪说诬民的举动来了。时候已经将近二炮了，我也暂且告辞，明日再来请教一切罢。”说罢，起身告辞。杏农送我出来。我仍旧雇了东洋车，回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夜色已深，略为拾掇，便打算睡觉了。
此时虽是八月下旬，今年气候却还甚热。我顺手推开窗扇乘凉，恰好一阵风来，把灯吹灭了，我便暗中摸索洋火。此时栈里已是静悄悄地，忽然间一阵抽抽噎噎的哭声，直刺入我耳朵里，不觉呆了一呆。且不摸索洋火，定一定神，仔细听去，仿佛这声音出在隔壁房里。黑暗中看见板壁上一个脱节的地方，成了一个圆洞，洞中却射出光来，那哭声好象就在那边过来的。我便轻移脚步，走近板壁那边；那洞却比我高了些，我又移过一张板凳，垫了脚，向那洞中望去。只见隔壁房里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颁白妇人，穿了一件三寸宽、黑缎滚边的半旧蓝熟罗衫，蓝竹布扎腿裤，伸长两腿，交放起一双四寸来长的小脚；头上梳了一个京式长头；手里拿了一根近五尺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烟。他前面却跪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子，穿一件补了两块的竹布长衫，脚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只对着那妇人呜呜饮泣。那妇人面罩重霜般，一言不发。再看那小子时，却是生得骨瘦如柴，脸上更是异常瘦削。看了许久，他两个人只是不做声，那小子却哭得更利害。
我看了许久，看不出其所以然来，便轻轻下了板凳。正要重新去摸洋火，忽又听得隔壁一阵劈拍之声，又是一阵詈骂之声，不觉又起了多事之心，重新站上板凳，向那边一张。只见那妇人站了起来，拿着那旱烟筒，向那小子头上乱打，嘴里说道：“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说来说去，只是这两句，手里却是不住的乱打。那小子仍是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伸着脖子受打。不提防拍拆一声，烟筒打断了。那妇人嚷道：“我吃了二十多年的烟袋（北人通称烟袋），在你手里送折了，我只在你身上讨赔！”说时，又拿起那断烟筒，很命的向那小子头上打去。不料烟筒杆子短了，格外力大，那铜烟锅儿（粤人谓之烟斗，苏、沪间谓之烟筒头），恰恰打在头上，把头打破了，流出血来，直向脸上淌下去。那小子先把袖子揩拭了两下，后来在袖子里取出手帕来擦，仍旧是端端正正跪着不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