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令兄能原谅我才好。若也照那班不识好歹的人一样，骂我鄙吝，那就真不值得了。”王甫察笑道：“说哪里话来！家兄和足下相交不止一日，不是不识心性的。莫说足下还寄六十块钱去，便是一个不寄去，家兄也决不会因借贷不遂，便不问原由，即骂人鄙吝。如果真因借贷不遂，即和足下生意见，由他骂去也就罢了。这种人又何必交往！是朋友，必不肯因银钱小故即生嫌隙。生嫌隙，便不是朋友了，得罪了也没要紧。”
林巨章听王甫察说话，很像懂事的人，心中倒很欢喜。二人又谈了会别的话，周克珂回来了。王甫察曾在东京见过的，彼此握手道契阔。林巨章问周克珂道：“你们二人同出去的，修龄怎不见回来？”周克珂笑道：“他要同吉野去吃日本料理，我懒得去吃，就回来了。日本料理有什么吃头，没得糟蹋钱。”林巨章道：“修龄就和吉野两个人去的吗？”周克珂点头道：“修龄近来和吉野很说得来，时常低声细气的唧唧呱呱，不知说些什么。我又不大懂日本话，和他们混作一块，没趣极了。”林巨章笑道：“你不懂日本话，自然没趣。吉野本是个浪人，最会逢迎亡命客的。”王甫察问道：“这吉野不就是在江西替荫青当参谋的吉野光雄吗？”林巨章道：“不错。你认识他么？”王甫察笑道：“我怎么不认识他！他曾到大谷馆几次，还和我很好。这人聪明极了，最能体贴人家的意思。他有个兄弟叫吉野归田，在长崎当侦探长，也是个很随和的人。”
林巨章道：“呵，是了。他们是亲兄弟吗？我前回从上海去东京，在此地搭火车。已经坐在车上，差不多要开了，忽然来了个三十多岁穿和服的男子，恭恭敬敬递了张名片给我，说是受了政府的命令，来保护我的。当时还把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受了袁政府的运动，来与我为难的。我便装作不懂日本话的没有睬他。他盘问了一会，问不出头绪，火车要开行，他便下去了。
我记得那名片上，就是吉野归田四个字。至今我心里还是疑惑，以为必是受了袁政府的运动。你一说我才明白了，他是受了日政府的命令，倒是一片好意来的。”王甫察笑道：“也不是好意，也不是恶意。他的职务是当侦探。那时亡命客络绎不绝的到日本来，日本政府非常注意。他的职务所在，不能不在轮船、火车上拣那行迹可疑的盘问盘问。但是日本侦探的本事，也就有限得很。”
正说时，只见张修龄喝得酩酊大醉的回来。见了王甫察，连忙伸出手来，给王甫察握，哈哈笑道：“今日喝酒喝得痛快极了。你何时到这里来的？你晓得么，你的令兄差不多要给日本人驱逐出大连了。”王甫察见他东一句西一句的乱说，不好答白。张修龄也不再说了，松了手，趔趔趄趄的往隔壁房里走。
林巨章教周克珂扶进房去睡。王甫察听了个睡字，才记起自己的行李还在火车站，没有搬来。便向林巨章借了几块钱，到火车站将行李搬回，与周、张二人一房居住。次日，林巨章拿了六十块钱的日钞，写了封信，交给王甫察送到邮政局里去。王甫察接了出来，一边走一边想道：六十块钱付给我哥哥，济什么事？他还怕到旁处筹不出几十块钱来，要巴巴的从这里寄去！放在我手里，倒可敷衍几日。我到这里来，身边一个钱也没有，零零碎碎的向人开口，也很不便当。昨日和老林要借五块钱，他就迟迟延延的只拿出三块钱来，说家中除三块钱外，只剩了几张十元的钞票，教我用了再说。话虽是委婉可听，那不愿意的情形却都露出来了。难道十元的钞票就不能给我换了去用的吗？他们有钱的人都是这样，我也不怪他。这六十块钱我且拿着用了，写封信给我哥子，将老林的信也做一块儿寄去。
哥子回信，必不会说穿。对老林说，只说钞票是套在信里寄去的就是了。好在大连也是用这种钞票。主意想定，顺便买了信纸信封，走到长崎医学校，找他同乡的朋友朱安澜。
朱安澜本来是自费到日本学医，王甫察当经理的时候，才补了一名官费。在长崎医学校，差不多要毕业了。年纪三十左右，倒是个热心向学之士。王甫察走到学校里，刚遇着上课的时候，朱安澜在讲堂上听讲，不能通报。王甫察就在应接室坐了，向门房借了笔墨，写了封信，和林巨章的信一并封了。猛听得叮当叮当铃子响，门房执着王甫察的名片进去了。不一会朱安澜出来，略谈了谈别后的情景。叮当叮当铃子又响，王甫察道：“你去上课，我走了。”朱安澜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后日礼拜三下午，我好来候看。”王甫察说了，辞了出来，到邮政局将信挂号寄去。回到家中，不待林巨章问，他便说是将钞票套在信里面寄去的，两边都可免兑换的手续。林巨章踌躇道：“不妥不妥。倘若查出来了，白丢了几十块钱，还得受罚。这手续是万不能免的。”王甫察笑道：“放心，决不会查出来。这种事我干过多次，并且见旁人也干过几次，曾不见有一失败。只要将信挂号，不至遗失就得了。去年我的同乡朱安澜在这里的医学堂读书，本是自费，他家住在抚州，托人在省城付二百块钱给他。那受托的人不知道汇兑的方法，就买了二百元日钞，用油纸包了，当作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