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生其子。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其子之面者。审知其理，而睹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万面不同，岂不甚宜哉！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异哉！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读《水浒》之法，若《水浒》固自为读一切书之法矣。吾旧闻有人言：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始亦以之为然，至是忽咥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语瞽，真可谓一无所知，徒令小儿肠痛耳！夫庄生之文，何尝放浪？《史记》之文，何尝雄奇？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而徒见其忽言化鱼，忽言解牛，寻之不得其端，则以为放浪；徒见《史记》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其他又不出于杀人报仇、捐金重义为多，则以为雄奇也。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不宁惟是而已，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
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庄生之文杂之《史记》，不似《史记》，以《史记》之文杂之庄生，不似庄生者，庄生意思欲言圣人之道，《史记》摅其怨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为谋，有固然者，毋足怪也。
若复置其中之所论，而直取其文心，则惟庄生能作《史记》，惟子长能作《庄子》。吾恶乎知之？吾读《水浒》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观，吾党斐然，尚须裁夺。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只如《论语》一书，岂非仲尼之微言，洁净之篇节？然而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吾尝观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学而》一章，三唱“不亦”；叹“觚”之篇，有四“觚”字，余者一“不”、两“哉”而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文交互而成。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法传接而出。
“山”“水”“动”“静”“乐”“寿”，譬禁树之对生。“子路问闻斯行”，如晨鼓之频发。其他不可悉数，约略皆佳构也。彼《庄子》、《史记》，各以其书独步万年，万年之人，莫不叹其何处得来。若自吾观之，彼亦岂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过以此数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者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迹，则夫十五《国风》，淫污居半；《春秋》所书，弑夺十九。不闻恶神奸而弃禹鼎，憎《梼杌》而诛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晓矣。嗟乎！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于手也。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经业既毕，便以之遍读天下之书，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后叹施耐庵《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
不然，而犹如常儿之泛览者而已。是不惟负施耐庵，亦殊负吾。汝试思文，吾如之何其不郁郁哉！
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宋史断
《宋史纲》
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
史臣断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东诸郡，其罪应死，此书“降”而不书“诛”，则是当时已赦之也。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既而称兵，皆有之也。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赏之亦不窃者？而上既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民可为，即岂称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诛，为天子之大恩，处盗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则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书之曰盗者。君子非不知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与夫既赦以后之乐与更始，亦不复为盗也。君子以为天子之职，在养万民；养万民者，爱民之命，虽蜎飞蠕动，动关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职，在教万民；教万民者，爱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谨履霜为冰之惧。故盗之后，诚能不为盗者，天子力能出之汤火而置之衽席，所谓九重之上，大开迁善之门也。乃盗之后未必遂无盗者，君子先能图其神奸而镇以禹鼎，所谓三尺之笔，真有雷霆之怒也。盖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虽降而必书曰盗，此《春秋》谨严之志，所以昭住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也。后世之人不察于此，而裒然于其外史，冠之以忠义之名，而又从而节节称叹之。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