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处分。
在监国办理庶政，总算忧勤惕厉，对得过国家，对得过人民。不意，国民中偏还有人跟他大大不答应，定要把他置诸于死地。此人姓汪，名兆铭，字精卫，是革命党中著名人物。谋建共和，志存暗杀，携带炸弹来京，想把摄政王炸为墨粉，借这一炸之威，警醒国人立宪迷梦。机事不密，被官吏拿捕了去。
这汪精卫真也利害，到了法庭，侃侃直供，一字不讳。究竟预备立宪时代，似这么政治重犯，只判了个永远监禁之罪。
人民救国，志愿偏是不同；方法也偏是不同。有用暗杀革命等激烈手段的；也有用伏阙上书等稳健手段的。不能说用激烈手段是救国，用稳健手段便不是救国，此话从何说起？原来直隶各省咨议局议员孙洪伊等，上年冬季，已经联名上书，请愿速开国会。彼时监国谕以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然后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孙洪伊因请愿未成，未肯就此罢手，驰书各省，再事进行。到了此刻，联合了各省旗籍各代表，为第二次的请愿。其辞道：窃上年冬间，某等伏阙上书，吁请速开国会。蒙温旨慰请敦勉，跪读之下，感激涕零！某等同具天良，苟时势尚可支援，救国尚有他策，亦安忍渎于陈君父之前，致重贻宵旰之累？惟是细绎朝旨，于宪政期于必立，国会期在必开。其所以审慎图维者，实因筹备之未完全，国民程度之未划一，且谓资政院可为国会之基础，故仍期以九年。然某等之所以谓国会不可不即开者，亦正因筹备之不完全，国民程度之不齐一，资政院之性质，尚未明了耳。今谨将其理由，为我皇上缕陈之。
一曰欲宪政筹备之完全，不可不即开国会也。夫有国会然后可以举行宪政，无国会则所谓筹备皆空言。此官骤闻之，似近于激，然证以近两年来之政治，实不为诬。内而各部，外而各省，其筹备宪政，大率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观其报告，灿若春华；按其实际，渺如风影。两年之情形如此，推之九年可知！所以然者，因无国会以立于其旁，则人民与官僚声气隔阂，其始也；则行政官不能借重全国人之研究，以决定其施政方针，其继也；则因无国会以编订法律法规，一切政治无所遵守，其终也。因无国会以为法律上之纠问，则行政官所负之责任，究属有名而无实，有始而无终。夫朝廷之所以三令五申，皆促筹备宪政者，岂非出于治国安民之至诚？若如今日官僚之奉行不力，则国家因筹备宪政，而较之前日财力更困，元气更伤！是吾国日日言筹备，而宪政之利未收，害已先着也。且考各国宪政之成立，惟英国由于自然之发达；其余各国，大率模仿英国，并无所谓筹备之时期，而不闻各国以此致败者。良由立宪制度，首重机关完备。去其一而取其一，则运用不灵，反以取祸。惟模仿其全体，则有百利而无一害。人之几经参酌而后得者，而吾国可以顷刻吸收之。稍涉游移，即危国本！夫吾国今日为宪政萌芽时代，即今国会组织，未尽适宜，亦应属有之情实。而国会一日不成立，即筹备一日不完全，此必然之势。
然则吾国惟其欲筹备宪政，亦当速开国会也。
一曰欲国民程度之划一，不可不即开国会也。夫国会者，所以演进国民之程度。若不开国会，即人民程度，永无增进之日。今以欧美人民之程度，衡吾国民，诚见其不及。若以吾民之程度，参与吾之国会，何遽见其低？夫一国务有特别之历史政治风化，即各有其肆应之能力。既不能强彼以就此，更何容抑己以扬人？且国会制度者，非尽人而参与国政之谓也。世界无行普通，选举之国家，必有限制之资格。吾国资政院、咨议局之选举，即系此种限制制度也。于千万人民中，择其少数有程度者，畀以选举权；又于千百人民中，择其少数有程度者，畀以被选权。国家既限制之于前，而犹谓其程度不足，是矛盾其法令也。况国会将来被选之议员，其大半必系曾有官职有资望者，并非纯系齐民。不过因其为人民所选出，而混称之，曰人民而已。例如现在各省咨议局之议员，以在籍之职员为最多。
其在本籍为士绅为人民；在他省即为官吏。前既受朝廷之录用，后更邀乡议之推崇，其程度岂反逊于泛泛之官吏乎？其次则以其有新智者为多，此种人才，朝廷近来亦常破格录用，各部院各新政衙署，无不纷纷调用，委以重权，岂一旦置之国会中，即虑其程度之不足耶？故以议员概视为人民，因人民程度不及，而并谓议员程度不足者，吾侪小人，不乐闻也！至各全体议员中，虽不无少数之滥竽，然宪政者多数取决之政治也。少数人程度不足，于事何伤？即如全国官吏又岂能人人称职乎？
夫专制国之人才，专投身于官吏；立宪国之人才，则分布于朝野。欧美各国，无不如此。若以专制国衡鉴人才之法，施之于立宪国，则所失多矣！且求智识程度之划一者，为多数国民言之，其收效在于二十年后之教育；求智识程度之较高者，为少数国民言之，其发端在于现在之政治。谓中国亟宜择民间之优秀者，许其参政。其多数之国民，一面普及之以教育，一陶熔之以政治，庶几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