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偏轮着韩绛。安石为首相，即就此带叙。绛在军中，有诏遥授为同平章事。绛兴高采烈，即劾郭逵牵掣军情。逵奉敕召还，谔遂率兵二万人，袭破罗兀，筑城拒守，进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又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等，修葺抚宁故城，及分荒惟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相去各四十余里。韩绛方保荐种谔，盛叙功绩，不意夏人已入顺宁寨，进围抚宁。是时边将折继世、高永能等，方驻兵细浮图，去抚宁不过数里。罗兀城兵势尚厚，且有赵璞、燕达等防守抚宁。谔在绥德闻报，惊惶的了不得，拟作书召回燕达，偏偏口不应心，提起了笔，那笔尖儿好似作怪，竟管颤动，不能成字。适运判李南公在旁，看他这般情形，不禁好笑，他却掷笔旁顾道：“甚么好？甚么好？”说了两个好字，竟眼泪鼻涕，一齐流将出来。穷形尽相。南公劝解道：“大不了的弃掉罗兀城，何必害怕哩？”谔一言不发，尚是涕泪不已。及南公趋退，那警报杂沓进来，所有新筑诸堡，陆续被陷，将士战殁千余人。谔束手无策，绛亦无可隐讳，只得上书劾谔，且自请惩处。有诏弃罗兀城，贬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
绛亦坐罢，徙知邓州。夏人既得罗兀城，却也收兵退去。
惟王安石转得独相，把揽大权。新任参政冯京、王珪。珪曲事安石，仿佛王氏家奴，京虽稍稍腹诽，但也未敢直言。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依次罢去。神宗新策贤良方正，太原判官吕陶，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直言，已登上第，为安石所阻，饬孔文仲仍还故官，吕陶亦止授通判蜀州。于是保甲法，免役法，次第举行，并改诸路更戍法，更定科举法，朝三暮四，任意更张。小子于保甲、免役诸法，已在上文约略说明，所有更戍法系太祖旧制，太祖惩藩镇旧弊，用赵普策，分立四军，京师卫卒称禁军，诸州镇兵称厢军，在乡防守称乡军，保卫边塞称藩军。禁军更番戍边，厢军亦互相调换，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所以叫作更戍。时议以兵将不相识，绥急无所恃，不如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将相习，有训练的好处，无番戍的烦劳。安石称为良策，乃改订兵制，分置诸路将副。京畿、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陕西五路，置四十二将，每将麾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与诸路旧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设官重复，虚糜廪禄，并且饮食嬉游，养成骄惰，是真所谓弄巧反拙了。
宋初取士，多仍唐旧，进士一科，限年考试，所试科目，即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等条。仁宗时，从范仲淹言，有心复古，广兴学校，科举须先试策论，次试诗赋，除去帖经墨义。及仲淹既去，仍复旧制。安石当国，欲将科举革除，一意兴学，当由神宗饬令会议。苏轼谓：“仁宗立学，徒存虚名，科举未尝无才，不必变更。”神宗颇以为然。安石以科法未善，定欲更张。当由辅臣互为调停，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安石且作《三经新义》，注释《诗》、《书》、《周礼》，颁行学官，无论学校科举，只准用王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概行废置。安石的势力，总算膨胀得很呢。这两条不第解释新法，即宋初成制，亦借此叙明。苏轼见安石专断，甚觉不平，尝因试进士发策，拟题命试，题目是：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代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这是明明借题发挥，讥讽安石。安石遂挟嫌生衅，奏调轼为开封府推官，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著，再上疏指斥新法，略云：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有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官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汉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是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时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宗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向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多不振，乃欲矫之以苛察，济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