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据他遗嘱看来,其中说话,也和他的行事多相矛盾。即使临时发生为难情事,似也不致自杀地步。所以他的自杀,比之李纯,更属令人费解。实在可怪。据著者所闻,内中却也含有暧昧性质。因相文有一爱妾,不晓和相文的什么亲人,有了不正行为,相文一时气愤,出此下策。又想同是一死,何妨说得光明一点,于是又弄出这张遗嘱,借以遮羞颜而掩耳目。也有人说:“这张遗嘱,并非相文亲作,也和李纯一般,出于旁人代笔的。”以在下愚见,不管他遗嘱的真假,总之他肯为廉耻而自殊,究不失为负气之人,在此廉耻道丧的时代,这等人,又岂易多得哪?
谑而刻。
相文既死,中央命冯师长玉祥代理督军任务。玉祥为直系健将,较之相文闒茸,相去何啻霄壤?这一来,不消说,直系势力,更要扩张得多。同时虎踞洛阳的吴子玉,却又得了两湖地盘,更有驰骋中原,澄清四海的奢愿。原来王占元本一无赖之徒,在鄂七年,除晋督阎锡山外,要算他在位最久的了。从来说官久必富,何况王占元是专骛侵刮,不惮民怨的人,积聚之厚,更属不可数计。我真不解他们要许多钱作什么用?非但鄂省人民,恨之切骨,甚至他所倚为长城的部属将校,以至全体士兵,也都积欠军饷,怨声载道。
占元耳目甚长,信息很灵,也知自己犯了众怒,恐怕中央加罪,那时部下既不用命,绅商群起而攻,不但势位难保,还恐多年体面,剥削净尽,再四思维,只有联络实力领袖,互为声援,既令军民侧目,又不怕政府见罪。论眼前势力最大者,关外莫如张,北方惟有曹,为利便之计,联张又不如交曹,好在天津会议,正在开幕,曹、张二人,均在天津,因亦不惮修阻,亲自到津,加入议团。对张则暗送秋波,对曹尤密切勾结。足见大才,佩服,佩服。又见曹锟部下惟吴子玉最是英雄,不啻曹之灵魂,于是对于子玉尤格外巴结,竭意逢迎。
此番却上当了。三人之中,惟吴子玉眼光最远,识见最高。况平日听得人说,王督如何贪酷,如何不法,心中早就瞧他不起。又且本人方有远图,未得根据,武汉居天下之中,可以控制南北,震慑东西,本来暗暗盘算,想逐占元自代。所以吴、王两方,万无联结之可能。偏这占元昏天黑地,还当他是好朋友,用尽方法,和他拉拢。吴氏自然不肯和他破脸,见曹、张二人,都受他牢笼,自己也落得假作痴呆,佯示亲善。这一来,把个王占元喜欢得无可不可,于是放大了胆子,跟着曹、张,一同入京,天天向总统和财部两处聒噪,逼讨欠饷六百万。
他这用意,一是为钱,一则表示自己威力,免得中央瞧他不起,也是一种先发制人之计。果不其然,政府给他逼得无法可施,只得勉勉强强,挖肉补疮的筹给三百万元。占元方才欣欣得意的,出京回鄂。且慢欢喜,未卜是祸是福哩。正是:
爬得高,跌得重。心越狠,命越穷。 人生不知足,得陇又望蜀。饭蔬食饮水,乐亦在其中。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庄子有言,山木自寇,旁火自煎,象有齿以焚其身,多积聚者每受累,吾真不解今之武人,往往积资千万而不餍,甚至死于财,败于利者,踵趾相接,而莫肯借鉴前车,人责其贪,我则深叹其拙矣。本回以莫始,以王终,同为失败之军阀,一则尚能得人原谅,一则全国欲杀。得人缘者,虽仇敌且为之佽助,至全国欲杀,则虽拥厚财,亦正不知命在何时耳。
第一百二十五回赵炎午起兵援鄂梁任公驰函劝吴却说王占元威逼政府,得了欠饷三百万元,欣然回鄂,他本是贪鄙之徒,得此巨款,便把十分之七八,存入上海、大连等处外国银行,只拿出少数部分,摊给各军。自取灭亡。俗语说得好:“黑乌珠瞧见白银子”,没有不被吸引的。占元只图自身发财,却不晓得军人衣食问题,比他发财更觉紧要。况且各军欠饷已久,生活维艰,今闻王督代索军饷,已得三百万元,虽然不能清还,究也可以暂维生计。当他未出京时,便已纷纷传说,嗷嗷待哺,都道督军回来,我辈就有生路了。
岂知占元只顾私囊,不惜兵士,因此激成全体官军的公愤。自取灭亡。武昌、宜昌两处军队,首先哗变,焚烧劫掠,无所不为。可怜鄂省商民,年来受占元搜括勒索,已经叫苦连天,今又遭此浩劫,真个有冤难诉,有口难分,事后虽经占元派队剿平,然而两处商人,损失不下数千百万,却向谁人索偿?人民至此,实也忍难再忍,于是联合各界,公电中央,要求惩办王督。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