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钱而钱少，则如何？答曰：宋金元钞法屡更，故富家不蓄钞而蓄钱。若一定不移，则藏钱繁而藏钞简，民又何乐为此乎？且国家可仿唐时设立限制，使藏钱不得过多，自不至于钱荒矣。
或曰：设民以数万之钞，尽欲易钱，则钱庄何以给之？答曰：大钞惟准易小钞，小钞方准易钱，且民间藏钱不准过一千贯，又岂虑其难给乎？
或曰：顾氏《日知录》尝极言钞法不可行，通人之论，似不可违。答曰：顾氏见钞之废，以为帝王之权有所不行，而不知特由于钱粮不收钞之故也。且顾氏所恶者宋金元明之钞耳。今能尽举其弊而去之，虽亭林先生复生，亦必以为可行矣。
或曰：钞行而财用足，则风俗奢侈，亦一弊也。答曰：沃土之民不材，理固有之，然加之以教，既富方谷，亦易为善，岂反虑其足耶？
或曰：如此不几于聚敛乎？答曰：所恶于聚敛者，为其剥民以利国也。若钞法则并未取民分毫之利，而民反受其益，岂可与桑弘羊之平准，王安石之青苗同日语哉！
或曰：恐奉行者不皆得人，虽良法岂能无弊。答曰：天下之法，皆可以生弊。然立法之初，必先求其尽善而后行，至其小小利害，又当随时变通之，而大体卒不可改。但得贤者一二人操其权，则其下奉行之人，又谁敢舞弊乎？
或曰：此外岂别无足财之策，何事行钞？答曰：天下之财，止有此数，损上则益下，损下则益上，故计臣言富国之道，未有不病民者。司马公所以言不加赋而国用足，必无之理也。惟行钞则取之不尽，而非取于民也，实为法之良者。第前人行之，尚未能尽其妙耳。
金史云：有司乞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
按出多入少，最是行钞大病，钞之所以轻也，况更有出而无入耶！至于钞轻而议更造，则民病，而钞益轻矣。
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由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值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变交钞，屡弊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
按钱与钞，当相需为用，欲重钞而禁富家之多藏钱可也，竟欲禁钱不用，过矣。
《金史》曰：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行。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数年，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造，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讫无定制，而金诈讫矣。
按金之末造，疲于用兵，虽使货财山积，亦必不足于用矣，而急急屡更其钞法，有何益哉？若以金之亡而归咎于钞法之不可行。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论也。按在官利于用大钞，在民利于用小钞，此亦金之时势使然。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贾流通，则民亦甚便于用大钞也。今之会票，或万或千，何不便之有乎？
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
明史云：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按宋金元用钞，皆与一代相终始，虽其间不能无弊，然未有废钞而不用者。独明至中叶，钞竟不行何也？以银币盛用故耳。而银币所以盛，一坏于太祖立法之初。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所以两浙、江西、闽、广之民，重钱轻钞，至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而物价翔贵也。再坏于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由是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用钱，而钞壅不行也。邱浚云：钞法不可行，以用之者无权也，信哉。
《明史》：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按崇祯时，国势方殆，即欲行钞，民安肯信之哉？所以当时识者，皆追咎弘正间之废钞法也。使钞法行，而不以银为重，即万历时矿税之害，亦何自而兴哉！
韩文公策问曰：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