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春秋时之列国。惟是中国方当发捻回苗之扰，前后用兵，几二十余年，甫经平定。然则，以艰难拮据之际，而与方盛之诸强国相邻，设非熟思审处，奋发有为，亟致富强以图自立，将何以善其后乎？
夫风会既有不同，即时事贵知所变。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短，而无所馁也。否则，行舟于海，彼则用轮，而我则用帆，迟速不同矣。行兵于行阵，彼则用枪炮，而我则用刀矛，命中制胜，又不同矣。彼以训练节制之师，我以跳荡拍张，漫无纪律之士当之，乌有不败者哉！此强弱之不同也。彼则出地宝，扩财源，而我任听自然不知搜取，徒知征之于民而已。此贫富之不同也。故日本乃亟思变计也。然则，我中国曷不反其道而行之哉？
我中国地大物博，幅员之广，财赋之裕，才智之众，簿海内外，皆莫与京。溯乎立国规模，根深蒂固。但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则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其道奈何？曰：毋因循也，毋苟且也，毋玩也，毋轻忽也，毋粉饰也，毋夸张也，毋蒙蔽也，毋安于无事也，毋溺于晏安也，毋狃于积习也，毋徒袭其皮毛也，毋有初而鲜终也，毋始勤而终怠也。必有人焉，深明制治之道，周知通变之宜而后可。否则，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而何以委靡不振者仍如故也？洞明时变，大有干谋者，仍未能见其人也。徒令论者以为西法不足效而已。或以为糜费也，或以为多事也，或以为无益于上而徒损于下也。呜呼，是非西法之不善，效之者未至也！所谓变之之道未得焉。彼言者直坐井窥天，以蠡测海耳。西法必不受过也。
且夫西法者，治之具，而非即以为治者也。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我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彼迂腐之儒，何又足以知之哉！说者又谓中朝制度，迥越寻常。前代谟猷，姑勿具论，即如我国家康雍乾三朝，圣德兵威，惕殊俗，式廓版图，讫乎化外。而一时简贤任能，张弛互用，三代以下不逮焉。复何论乎汉唐！今诚一意讲求，励精图治，先有以明天下兵民之志。而后规复河运，酌禁鸦片，则闭关谢客，亦何不可自固我圉。而奚必鳃鳃焉学习西法也哉！子之所云，适足以贻笑于豪杰之士而自玷耳。不知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田事制宜，以权达变。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
○答强弱论
前者《香港日报》中，尝论国家盛衰强弱之故，倚伏无端，而其能明致弱之由，振积衰之势，操自强之道，立常盛之地者，则未有也。夫四海大矣，人才众矣，岂无深识远虑之士，炳烛于几先，斡旋于事后，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日报秉笔主人，尝以是篇附于邮筒，远致之七万里之外，来问甫里逸民。逸民读未终篇，作而叹曰：忧深哉其人也！此恤纬之嫠，倚柱之女，所以致无可如何之思也。因聊据所见以答之。
呜呼，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夫古今无异治，强弱无异民，非古之强远胜今，亦非今之强远逊古。善用之则强，不善用之则弱。然而强弱之势已见者，何哉？则时为之也。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居东南者，每由东南而之西北。居西北者，每由西北而之东南。而西北恒强，东南恒弱。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静则善守，刚能制人。故西北每足为东南患，而东南不足为西北病。顾守有时足以待变，柔有时足以制刚。而迟速久暂之间，审几者每不能决之于操券。则以守必承其弊，柔必化以渐。未弊则彼将先乘以困我，未渐则彼将先发以难我。由是观之，方张之机不可遏，始厉之锋不可撄。明者智者知其然矣。
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师其所长。盖天道变于上，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或曰：必变而后可以为国，则将驱东南之政事声明，风俗文物，而尽西北之乎？非也。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或曰：否。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守可长而变难恃，柔不敝而刚易坏。不观夫商之鬼方，周之犭严狁，汉之匈奴，晋之拓拔五胡，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契丹女真，明之也先，其种类或存或亡。又如罗马盛于汉，西域回部盛于唐，西班牙盛于宋，葡萄牙、荷兰盛于明，而今皆无闻。自古仁义为国，其敝也衰。甲兵为国，其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