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务刻划以蕲似于自然，背矣。宋人以充实矫平易浮滑之失，与唐人争胜。而同光迄于民国以来诗人，但彫琢以求充实，空矣。或谓同光诗人，如郑珍、江湜、范当世、郑孝胥、陈三立，皆不尽彫琢，能屹然自成其一家，固矣。然珍、湜实当咸同之世，不得列为同光人。当世、孝胥、三立，则诗才与气力，故自不凡。而孝胥诗情感多虚伪，一以矜才使气震惊人，三立则方面太狭，当世则外似博大，而内犹局于绳尺，不能自开户牖。以视珍、湜诗，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用，抑又次焉。即以珍、湜论，《伏敔堂集》且突遇《巢经巢》，此惟可为知者道之耳。
凡大家诗，必有多方面，千篇一致，仅是名家。故义山、放翁，造诣更在王、孟、韦、柳之上，其得于杜独多也。白香山之《长恨歌》、《霓裳羽衣舞歌》、《琵琶行》与其他七言古体，截然两人所作。而少陵五七言律与荆公七言绝句，又皆千声万态，绝不类出于一家之手。此其所以为大也。玉溪之前后《无题》，以及《锦瑟》、《碧城》诸作，皆从老杜之“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一首脱胎而出；而《写意》、《随师东》、《重有感》、《筹笔驿》诸作，皆渊源于老杜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一首，其《春雨》、《楚宫》、《流莺》诸作，又老杜之“一片花飞减却春”二首之变化也。至乃“人生何处不离群”之作，则真与子美之“兵戈不见老莱衣”一首，神似极矣。放翁七言律，几尽杜之传薪，尤不胜枚举。惟放翁七言律方面之多，虽可与杜等量齐观，惜其五言律与古体，不能穷杜之美善。义山之逊于杜，亦以此。诚斋律绝，亦有讬根于杜者。七绝如“东风染得千红紫，曾有西风半点香”，与“要识早行奇绝处，四方八面野香来”，以及“夕阳不管东山暗，只照西山八九棱”等，皆自杜之“从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之句而来。而“乍暖柳条无气力，淡晴花影不分明”，则又自杜之“林花着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而来也。
诗有三要：要深入浅出，要举重若轻，要大处能细，三者备可以为诗圣矣。深入浅出者，意欲其深，而语欲其浅；举重若轻者，句欲其重，而字欲其轻；大处能细者，格欲其大，而律欲其细。此等处，要能以技巧运用其才思与工力于意句中。古今诗人臻此者，李杜诗中，十居其六七。乐天亦庶几。前乎此者，则有陶潜；后乎此者，则有欧阳修、陆游。而清代之江湜，直与李杜埒。自余诸家，多为爱好之结习所累，惟昌黎荆公，有时能兼此三要。韩之七言律绝，荆公之古体及绝句，尤数觏之。昌黎古体中“山石荦确行径微”之类，亦其选也。王孟负盛名，而其诗之轻者，实多于重。以量而言，唐人诗于此较胜宋人。任自然则其出于不自觉者，往往造此。山谷诗，硬语盘空之作与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大处能细者各不相掩。而荆公亦有“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之语，则知其所以致力矣。东坡诗间有此境，惜浮滑之作稍多。后山则气力较逊。韩、孟并称，而孟多苦语，不能浅出。宛陵亦然。微之誉子美之博，而不知此正子美之短，非惟深出，亦失之铺张排比。若杜诗首首皆“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之类，与“夜深坐南轩，明月照我膝”之类，则虽《风》、《骚》亦有惭色。又语浅意深者，略举如工部之“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举重若轻者，略如太白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大处能细者，如义山之“帝有圣相相曰度，贼砍不死神扶持”各首，读者可以隅反矣。
六朝人苦学魏晋，得其神似。而建安七子手摹心写于《三百篇》，虽风致流美，音节渊然，终嫌其不类。盖《三百篇》之情感真挚，无附会语，子建、嗣宗辈，但倚才思，岂能相比？老杜称鲍照之诗，然鲍实不如谢。爱好太过，遂为所累。余曩读鲍集有《听妓》一首，为之失笑。妓何可听？“听妓”二字，实不辞之甚，正不必拾老杜牙慧，据为定论也。曹操诗不多，然于汉、魏、六朝人，当居首选，岂遂以人而废言乎哉！后人喜为汉、魏、六朝之诗，有辞无意，触目皆是。此以古人之情感与意境为情感意境，其本已拨，纵令为之而尽工，亦不外魏晋人之于《三百篇》。又其次则如四灵、七子之学唐。下焉者，直是晚近诗人之学宋者流，可一笑也。王闿运五言律学杜陵，古体诗学魏晋六朝，亦坐此病。故同一学杜，而梅村之五言律，回非湘绮楼所及。何者？梅村以亡国大夫而委蛇于两朝，其境遇甚苦，情感甚真，心迹甚哀，此所以直摩浣花之垒，而为古今五言律之泰斗也。但赏其工力，非能知梅村者。然梅村除五律外，其他各体皆不称。
今人用数韵，什九以坊间所刊行之《诗韵合璧》为准，于古体则韵相通，而于今体但墨守一韵，此大不通也。微论沈约所定诗韵，未足依据；即令依沈韵，亦无取规行矩步，如此之甚。盖《三百篇》及汉魏、六朝、唐、宋人之用韵，皆与沈韵有出入。质言之，则凡词韵可通者，诗韵皆可通；古体可通者，今体皆可通。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亦非创见也，求之于《诗经》以迄唐宋名家诗集，指不胜屈。《诗经》犹可诿之曰古体，杜工部律诗，则固家弦户诵之今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