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始是真文字，诗正得其反。又曰：文至东坡无复遗恨。二公论文同而论诗不同。
瞿宗吉《归田诗话》：“洪武间，予参临安教职，宰县王谦，北方老儒也。岁终行乡饮酒礼，选诸生少俊者十八，习歌《鹿鸣》等篇，吹笙抚琴，以调其音节。至日，就讲堂设宴，席地而歌之。”“如会友则歌《伐木》，劳农则歌《南山》，号新居则歌《斯干》，送从役则歌《无衣》，待使役则歌《皇华》之类。一不用世俗伎乐，识者是之。”案文中子援琴而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此语车若水斥为妄言，以《三百篇》歌法不传也。据瞿氏所记，则歌诗直寻常事，何疑于文中子乎？《麓堂诗话》云：“比尝听人歌《关雎》、《鹿鸣》诸诗，不过以四字平引为长声，无甚高下缓急之节，意古之人不徒尔也。”愚谓《三百篇》之于歌曲，犹篑桴土鼓之于音乐也，必不如今乐之悦耳。麓堂所疑，未必然也。
《庄子》《山木》：“孔子左据槁木，右击槁枝，歌焱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心。”据此则古时之歌正不必若后世有一定之腔板。盖古乐不如今乐之悦耳，则歌法亦不若后世之密。必谓文中子不能歌《荡》之什，盖失之矣。
《四库书目定乐府》：“汉魏至唐，自朝庙乐章以外，大抵采诗入乐者多，倚声制词者少。其诗人拟作亦缘题取意者多，案谱填腔者少。故《竹枝词》、《杨柳枝》、《罗喷曲》之属，其倚声制词、案谱填腔者也。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谱为《阳关曲》，此采诗入乐者也。《蜀道难》即赋蜀道，《巫山高》即赋巫山，此缘题取意者也。当其入乐，与诗绝不相关，且有割取诗末四句，如李峤《汾阴行》；割取诗前四句，如高适《哭单父梁二少府》诗者。当其作诗，与乐亦绝不相关，甚有以古题衍为七言律诗，如胡曾之《关山月》者；又甚至每句衍为一首，如赵嘏之《昔昔盐》者。其间连篇大曲，入破多用五言绝句，而谓五言绝句为入破则不可；遣队多用七言绝句，而谓七言绝句为遣队则不可。”
《西河诗话》：“康熙二十年曾用台臣疏，命词臣改太常所奏乐章，时同馆皆谓字句间必先协律吕，方能入乐，遂各辍笔。”予独谓制词是制词，合乐是合乐。制词者词臣之事，合乐者太常之事，勿越俎也。同馆曰：有说乎？予曰：有。曾记唐李贺作《申胡子篱篥歌》，贺但作诗，原不晓入何调，及朔客吹之，然后曰入《善平弄》。刘禹锡造《竹枝词》只作诗，及入乐，然后曰其调中黄钟之羽。当其作诗，何尝逆计曰若字入若律、若句入若调哉？”
戴东原《书刘监切韵指南后》有云：“《夏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古之所谓五声宫、商、角、徵、羽，非以定文字音读也。凡一字则函五声，诵歌者欲大不腧宫，细不过羽，使如后之人胶于一字，缪配宫商，将作诗者此字用宫，彼字用商，合宫商矣，有不失其性情、违其志意者乎？惟宫商非字之定音，而字字可宫可商，以为高下之节，抑扬之序，故作者写其性情，而诵之者宛转高下以成歌乐。”
许宗彦《监止水斋集》《书词律后》曰：“作词谱者一词或列十数体，思之殊为未安。”“字句有长短，亦犹曲中衬字，或用或不用，与本调无关。至如上六下四之句，或为上四下六，在歌时曼声引逗，自非音节顿挫之处，原不必定以某字绝句。”又曰：“一词惟有一体，以其入歌惟有一调也。词之歌法虽不可考，而曲即词之支流，曲中字句间有参差，及其合歌要归一致，则词可知已。”
顾景星《白茅堂文》《汤次曾乐府和序》：夫十五《国风》多羁人思妇即事赠答之言，《小雅》士大夫以及宫寺直写怨诽之作，岂一一按宫商而后为之耶？太白不工撅捻，而《清平》一调遂叶《霓裳三奏》；子美未听宫商，而《赠花卿》一绝即入《水调歌头》；长吉诸作，云韶乐工尽合弦管，据贺本传，贺之为诗，多不先立题目，岂得先谱声邪？以是知辞生于情，声生于辞，初非以辞合声，而后谓之乐府也。
朱子言古乐府句中多有泛声，今人恐失此泛声，逐一添字以实之。
楼俨《四清声论》：唐初歌词犹是五七言断句或律诗，或裁截古诗中数句，必诗歌时然后加之虚声。至唐季则虚声填为实字，而为长短句矣。宋则又有添字、添声、摊破、促拍，而虚声之外又加虚声云云。
（以上载《名山五集》）
●卷三
《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浩荡”犹言没分晓也。《诗》：“荡荡上帝，下民之辟。”《小序》言：“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与《楚辞》“浩荡”意可通。张文潜独以尧之荡荡为说，以《小序》为非。且曰《板》《荡》不可以谓乱世。然本诗下句即“疾威上帝”，不可以尧为说矣。
《考盘》郑注：“弗谖者，弗忘君之恶。弗过者，弗过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极为宋郑侠所非。康成添字太多，自非说经之体。然其意则与《菀柳》诗相近。《野有死麇》，贞女之诗也，其卒章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