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宋人更有不伦处。宋杨诚斋《题武惠妃传》之“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词虽工，意未婉。惟义山之“薛王沈醉寿王醒”，其词微而意显，得风人之体。
人心才有依倚，即不能迥出流辈，何况于偷？皎然三偷，笑具也。唐人重诗，方袍、狭邪有能诗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犹然，以功名在诗赋也。既改为经义，南宋遂无知诗僧妓，况今日乎？宪章二李，聊充应酬，是氵即溜汉。诗以深为难，而厚更难于深。子美《秋兴》，每篇一意，故厚。曹唐《病马》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联，成诗三首，乌得不薄？眩于好句而不审本意，大历後之堕坑落堑处也。严沧浪云：“诗禁五俗：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皆不可犯。
”此言最善。学问安可无师？无师则杜撰。而书家贵学师，舍短取长。诗学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点红，斗筲之量成千锺”，杜之“袖中有旧笔，兴至时复援”，其可学乎？学字先得败笔，学诗先得累句，莫若之何！
学诗不可杂，又不可专守一家。乐天专学子美，西昆专学义山，皆以成病。大乐非一音之奏，佳肴非一味之尝，子美所以集大成也。余友贺黄公曰：“严沧浪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理实未尝碍诗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东野《游子吟》等，直是《六经》鼓吹，理岂可废乎？其无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乔谓唐诗有理，而非宋人诗话所谓理；唐诗有词，而非宋人诗话所调词。大抵赋须近理，比即不然，兴更不然，“靡有孑遗”，“有北不受”可见。
又如张籍辞李司空辟诗，考亭嫌其“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若无此一折，即浅直无情，是为以理碍诗之妙者也。
问曰：“言情叙景若何？”答曰：“诗以道性情，无所谓景也。《三百篇》中之兴‘关关雎鸠’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烟月露之词，景遂与情并言，而兴义以微。然唐诗犹自有兴，宋诗鲜焉。明之瞎盛唐，景尚不成，何况于兴？”古诗多言情，後世之诗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气至”，建安中之子建《赠丁仪》“初秋凉气发”者无几。日盛一日，梁、陈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话之说，绝无关于性情，画也，非诗也。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
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唐诗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泪无乾土，低空有断”，沈下贤之“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严维之“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祖咏之“迟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景中哀乐之情宛然，唐人胜场也。弘、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无意，不能融景；况其叙景，惟欲阔大高远，于情全不相关，如寒夜以板为被，赤身而挂铁甲。
景同而语异，情亦因之而殊。宋之问《大庾岭》云：“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贾岛云：“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景意本同，而宋觉优游，词为之也。然岛句比之问反为醒目，诗之所以日趋于薄也。问曰：“诗文之界如何？”答曰：“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体裁有异耳。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词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
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文为人事之实用，诏敕、书疏、案牍、记载、辩解，皆实用也。实则安可措词不达，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不可矫揉而为糟也。诗为人事之虚用，永言、播乐，皆虚用也。赋而为《清庙》、《执竞》称先生之功德，奏之于庙则为《颂》；赋而为《文王》、《大明》称先生之功德，奏之于朝则为《雅》。二者必有光美之词，与文之摭拾者不同也。赋而为《桑柔》、《瞻》刺时王之秕政，亦必有哀恻隐讳之词，与文之直陈者不同也。
以其为歌为奏，自不当与文同故也。赋为直陈，犹不与文同，况比兴乎？诗若直陈，《凯风》、《小弁》大诟父母矣。”
李、杜之文，终是诗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欧、苏之诗，终是文人之诗，非诗人之诗。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陈于笔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动则为兴，物而陈则为比。是作者固已酝酿而成之者也。所以读其诗者，亦如饮酒之後，忧者以乐，庄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诗不越乎哀乐，境顺则情乐，境逆则情哀。《明良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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