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顺而乐也，《或朴》、《旱麓》其类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劳》、《南山》其类也。後世不关哀乐之诗，是为异物。余与友人说诗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无通篇叙景者，情为主，景为宾也。情为境遇，景则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两联言情，两联叙景，是为死法。盖景多则浮泛，情多则虚薄也。然顺逆在境，哀乐在心，能寄情于景，融景入情，无施不可，是为活法。”又曰：“首联言情，无景则寂寥矣，故次联言景以畅其情。首联叙景，则情未有著落，故次联言情以合乎景，所谓开承也。
此下须转情而景，景而情，或推开，或深入，或引古，或邀宾，须与次联不同收，或收第三联，或收至首联，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开暗结者。轻重虚实，浓淡深浅，一篇中参差用之，偏枯即不佳。”又曰：“意为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变化，则开承转合不为死法，意乃得见。”又曰：“子美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律为音律，拗可诗不必学。”
问曰：“何为性情？”答曰：“圣人以‘思无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谓也。《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发乎情也。不淫不乱，止乎礼义，性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言此也。此意晋、魏不失，梁陈尽矣。陈拾遗挽之使正，以後淫伤之词与无邪者错出。杜诗所以独高者，以不违无邪之训耳。”
问曰：“丈丈生平诗千有馀篇，自谓与此中议论离合何如？”谢曰：“不佞少时为俗学所忄吴者十年，将至四十，始见唐诗比兴之义；又二十年，方知汉、魏、晋、宋之高妙，而精气销亡，不能构思矣。人之目见者易远，足践者必近，勿相困也。”
问曰：“唐诗六义如何？”答曰：“《风》、《雅》、《颂》各别，比、兴、赋杂出乎其中。後世宗庙之乐章，古之《颂》也。三代之祖先，实有圣德，故不愧乎称扬。汉已後之祖先，知为何人，乐章备礼而已，不足论也。求《雅》于杜诗，不可胜举。而如王昌龄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韦应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王建为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词》，罗隐之‘静怜贵族谋身易，危觉文皇创业难’，皆二《雅》之遗意也。
《风》与《骚》，则全唐之所自出，不可胜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兴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也。‘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赋也。”
朱子尽去旧序，但据经文以为注，使《三百篇》尽出于赋乃可，安得据比兴之词以求远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兴，小则为害于唐体，大则为害于《三百》。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诗之失比兴，非细故也。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许浑诗有力量，而当时以为不如不作，无比兴，说死句也。
明人不知比兴而说唐诗，开口便错。义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言表露试之冶病，可知真伪，讽宪、武之求仙也。白雪楼大诗伯以为宫怨，评曰：“望幸之思怅然。”呵呵！宋诗率直，失比兴而赋犹存。弘、嘉人诗无文理，并赋亦失之。梵偈四五七字为句而无韵，殊不碍读，子瞻杂文多效之。诗入歌喉，故须有韵，韵乃其末务也。故《三百篇》叶者居多，《菁菁者莪》篇叶“仪”以就“莪”、“阿”，固可，叶“莪”、“阿”以就“仪”，亦无不可，于意无伤故也。
诗宗《三百篇》，自当遵其用韵之法。汉至六朝，此意未失。休文四声韵，小学家言，本不为诗，诗人亦不遵用。唐玄宗时，孙忄面始就陆法言之《切韵》以为《唐韵》。肃宗时以此为取士之式，诗从此受桎梏。元、白作步韵诗，直是菹醢。或曰古体可用古韵，唐体当用《唐韵》。夫然则唐体别自为诗，不宗《三百》耶？古人多有韵，韵又皆叶用，毛晃误以为古人实有是读而作《古韵》，何异于衮衣玉食之世，论茹毛饮血事耶？
古人作诗，不惟不拘韵，并不拘四声，宜平则仄读为平，宜仄则平读为仄，观“望”、“忘”二字可见。《三百》至晋、宋皆然，故不言声病。休文作四声韵，而声病之说起焉。可知声病虽王元长等所立，而实因乎沈氏之四声矣。梁武帝不许四声，诗中高见。
诗本乐歌，定当有韵，犹今曲之有韵也。今之《曲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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