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舍说诗新话 民国 范罕撰
或问予曰：古人之诗传至今日者，大底属高贵者居多；若平民之作，即工而获传，亦必附于贵人之后。所以今日新学家，谓国诗均属贵族产物，而一般滥迹风雅者，又往往借此为攀援利器，以实其言。由此观之，诗之为值益可见矣。岂古时民间制作传者少乎？抑高贵大人之诗果无足道欤？先生尊诗而重国体，对此宜作何解？予曰：否。诗乃平等法，决由民间创造，不以地位高下论也。顾亦不限富贵者流，不过地位高工诗者少而易传耳；然必真工者始传之远。若孤贫之士，能诗者自较贵之为多；然取之不多，用之不宏，真好者亦不数见。若有鸿篇杰构，亦断不俟贵人而传，而贵人往往争传之。此种原因，实因我国历朝皆右文之世，文字优美者，无不见贵于朝。傥非废弃中途，亦无不见贵于俗。今之新文人得其形似，遂误视为贵族文字，岂不知欧洲十九世前，无论何国，均以文学为唯一生命，往往一编甫出，价夺公卿。而科学之兴，亦基于此。此虽由在位者提倡之力，实亦举国民气所锺。盖上无倡者，下无由兴；民无作者，则上亦无由倡。要之文艺一道，真赏不虚，直接国民之精神，断非权势所得参与。作者未必即欲其传，传者亦不自知其所以传。盖亦作者自作，传者自传之而巳矣。
或曰：近人如胡适之诸君，提倡新体解放，已将前人五七言古律诸体一概置诸不论；而先生仍作五七言，将弁髦其学说耶？抑别有他说以自伸奥衍乎？曰：皆非也。胡之新诗，非胡自创之。当今欧美学者均倡自由诗，解放前人一切束缚。而胡归国后适逢国变，将顺潮流，故亦力倡新说。就诗之本源论，胡君之说是也。诗之本质尚离文字，何况区区五七言。有新体解放之说，学者始知作诗之本能。否则浩如烟海之陈篇烂语，堆砌满纸，以此云诗，诗亡不更速乎！胡君虽主张新体，乃借新体作后来真正国诗之发轫耳，非谓五七言不成诗体也。就胡君之意释之，既可任意发挥情趣，又必专专学步于过去之五七言者，其事倍难，而成功尤不可期，不若一例解放为佳。故其同人中，亦有诋斥白话诗而劝学生攻习旧诗以养才识者，固不尽如胡说。否则陈腐虽去，而乱谈瞽说，又遍塞士林矣。总之作诗不拘何体，皆能见谛，但不可无体，新诗亦诗体也。吾之所以仍作五七言者，殆欲于难中就易。倘令我改作新体者，正是易中求难矣。所谓难中求易者，吾得古人之消息较多于青年，诗体不能加予以束缚。不于易中求难者，予于新诗之体裁构造形式上多费一番工夫，即于吾诗之本能上多一妨碍也。以诗之实质论，予与胡君之志本无不同，但胡狡狯而我诚实耳。
诗之声出于辞，辞发于意，意根于心，故诗者心声也。若词家则依谱填辞，辞出于声，意会于辞，而心声不可见。然声之长短高下宏纤曲折，亦自能随作者心意而曲肖之。善此者亦可到至处，但究竟为声所缚，拘滞形式，方之诗歌，终有一鸿沟不能越过。非关工力，实因拟像多耳。若作者不依旧谱，任意构造，即与诗之长短句无异。顾长短句要有真气盘互，词则不须，结果必成为非词非诗之怪品。傥再不限韵，又不成声，即等于剧本上说白之词，所谓国诗恐不若斯之简易也。须知词之成立，本由长短句而来。天然妙好之辞，所谓诗人偶然得之者，后人就声势立为不变之谱。然长短句排列之格式，至无穷也，则谱亦无穷也。假令作诗者临时造谱，其事固难，而实无当于作诗之旨趣。与其费无用之探索，终不成为诗，又不成为词，莫如严格区分之无谱者诗，有谱者词，犹为当也。诗之有四五七言，元音之节奏也，非谱也。三言促，九言长，四言庄重而不灵，宜于古乐分章奏之；八言即两句四言，尤重滞，六言亦然。然则最适于作诗之用者，孰有善于五七言乎。五言比四言只多一字，虽仍庄重而灵便多矣。七言比六言多一字，比八言少一字，辞气已能畅达。故五七言者声数也，非字数也；节奏也，非律缚也。单音文字之国语固有如斯之结晶体，可以寄诗声，可适诗人絮意修辞之用，不必与自由诗较量短长，亦不必与词家强分优劣矣。
五七言格（谓古体）在国诗上占有优胜卓越之地位，不仅历史上之关系，实由语言文字之性质使然，前已略论之矣。今之学者所最不满意而以为束缚思想者，要不在五七言之句格，而在句句用五言或七言也。此亦未尝无理由，盖句句同样，似无作者自由之余地，而实大谬也。诗未有无形式者，英国诗形式甚多，我国词曲亦然。作诗者既不能离形式，而又生造一形式，则莫如仍以五七言为标准。束缚仅此一项，固所以限制诗人之流情，而又能促成诗之整个精神、整个韵味。无斯二者，终不成诗也。而此两种格式，亦刚到好处，不放亦不拘，作者可以运转词华，回翔情志，此惟我国语中饶此性质，英美诗殆不如也。长短句则七言之变体，仍属七言部分，古人亦多为之。要无妨于诗之整个精神与韵味可矣，非独立体裁也。“英雄欺人”一语，阮亭之言，至今犹可味也。
近人说诗常以主观客观对待立论，未尝不明晰，但亦就诗之品类加以界说耳。实则诗之真际，厥在主观。我国自汉魏以来早经发达，西人才萌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