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作诗者既不能离形式，而又生造一形式，则莫如仍以五七言为标准。束缚仅此一项，固所以限制诗人之流情，而又能促成诗之整个精神、整个韵味。无斯二者，终不成诗也。而此两种格式，亦刚到好处，不放亦不拘，作者可以运转词华，回翔情志，此惟我国语中饶此性质，英美诗殆不如也。长短句则七言之变体，仍属七言部分，古人亦多为之。要无妨于诗之整个精神与韵味可矣，非独立体裁也。“英雄欺人”一语，阮亭之言，至今犹可味也。
近人说诗常以主观客观对待立论，未尝不明晰，但亦就诗之品类加以界说耳。实则诗之真际，厥在主观。我国自汉魏以来早经发达，西人才萌蘖耳。客观诗重要者为乐府，后世诗人亦往往因袭旧制，创立新调，顾精采已不及古诗之多。史诗除所谓《焦仲卿》、《木兰诗》外，更是绝无仅有。至于剧诗虽多佳制，而去古愈远，淫哇杂进，固不得与真诗并列。盖所谓主观诗者，必能表示诗人个体，而诗之价值亦因其人。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不可者，已将诗之一艺借重于作诗之人。
必如是而后诗道始尊，诗学乃可得而论。魏晋后著名诗家，大都出于学者，其人其学足法，不仅其艺足称也。故有因艺而其人传，亦因人而其艺乃传。我国诗教之转移如是，否则玩物丧志，亦学者所深戒矣。就实际言，所谓诗者，独有主观，此外皆其支流余裔也。当清末时，士夫已有醉心欧制者。黄公度作乐府新曲，学者都传诵之，格调雄伟，颇类军歌。后继者乃无闻焉。此亦属客观诗，而伟丽实非前人所有，亦时世造之。然犹不适于学者研究讽诵之用，况其他乎！
今之学者专就形式立论，鲜有潜心于古大家之制作洗涤心神发扬志气者。动必以西人为法，而于单音文字之体势，诗教之源，一慨漠然置之，殊可怪也。
欧洲十九世纪以来，学术思想迥异古昔。我国承其波，驯至今日，尤为奇幻。学者拘于一曲，不见大方，鲜不嗒然若丧者。顾历世千年以上之国语尚在，十七朝之诗统犹存，此种文艺，固已卓绝人寰矣，况其间伟人哲士，学业勋名，炳炳麟麟，昭然史乘。诗之一艺，实能引发国故，鼓舞民风，亦今日我国学者应有之思想也。但又不徒矜持一国之文明，拘拘步武前人，依傍门户。先当置身于世界之广场，放大眼光，抛弃从来诗人恶习，然后探元索隐，择术立言，性情之余，兼通利济，则艺之为用，亦何尝不宏。
如必效儿女呻吟，方成绝唱，或则谓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抑又过矣。
自唐宋以至清末，诗人之集多如牛毛，诗人亦等于瓦砾。新学家既难其格而畏之，复惊其多而贱之。无怪也。顾印版之作虽多，而真诗仍是代不数人，人不数篇也。诗教未尝一日熄，时近则作者之名未灭，流通之籍尚存，多无足异也。但诗之本身，自有万劫不磨之高境，始终一贯之真传，初不因烂纸陈篇，稍贬其价值。佳篇偶尔一见，正赖有此万纸之流传，作者如林，乃克造成绝群之伟制。宗支蔓衍，应时迁变，神奇化为腐臭，腐臭复化为神奇，诗之进步，殆如此也。
此岂浅见好奇之士所能共语者哉！不俟其徐化，而假手于急就之章，无异绝其根株，而望萌蘖也，焉能绝之哉！
诗在我国学术上是进化者，后胜于前，毫无疑义。前人每教人学古，又教人超俗者，亦未尝误。学古乃多识前言以畜德，非谓今人必不及古人也。诗本是超俗之物，学古人正在此处。至于诗之进步，是专就取材言。其经过之时代斑斑可考。周人以诗为教，诗与诸经并行；至汉始有诗学，而五七言亦同时继经学而大兴，顾所谓诗人者枚、傅、苏、李外，尚属寥寥；建安以后，诗人始盛，诗派益多，然无所谓诗家也；至唐宋乃有大家，专家之诗动至千百篇，汪洋恣肆，包众有而各自成派。
此国诗进步之大概也。顾诗之为物，依世法而立，与禅家相似。周诗时代，同时有大家庭礼教制度，而诗亦成为礼教时代之诗。秦汉时，诸子百家大骋辞说，诗亦变而为楚词。汉人辞赋宗之，乃于诗外别成一系，而同时诗亦带楚声。厥后庄老学说盛行，浸至魏晋，清谈遂为诗人之干，至此诗界新辟一涂径矣。嗣后陶公以田舍一派，卓绝后先。所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者，陶公实开其端。而同时佛学已大昌于我国，一得之士，终不能出其范围。故六朝以来之诗人，又开一新涂径矣。
当佛老时代，文学界之词赋仍行，分流为骈体，华辞隽旨，俱足以粉饰诗界，诗至此可谓取精用宏矣。唐以后文一变而为八家，儒释道三教并行，诗派之多，前古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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