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由单纯日趋复杂，非古人单辞片义所能表示其接物之情也。所以学古人当学其性情义理，而略其文辞。即做今诗，亦应从性情义理入手。夸多斗靡，非法也。
诗悦等于禅悦，诗境亦无异禅境，均不可着痕迹，禅语尤不宜入诗。然不到禅关，终无碧海掣鲸之妙。昔贤谓苏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故能迷离变幻，触处生姿是也。虽然，亦终落二乘矣。脱去禅家一切束缚，独以民胞物与之志，写喜怒哀乐之情，杜公有焉。
予有谐语一则，可供学诗者之谈助。凡人精神不运用则愚，血气不运动则病，学者宜二者兼到。此明儒语录也，予亦移之说诗。读杜宜拜，读韩宜科头伏案，读太白诗宜轩然独立，读王孟诗宜闭目静坐，读东坡宜曲肱卧，读山谷宜宴宾客，读王半山宜仰思，读陆诗宜起舞，读陶宜携筇漫游。
学者立言不可苟，科学家固当如是，文艺亦何独不然。诗因人而定品格，作者之一言一字，即无异表示其全身。修辞立诚，无诚何足重乎！然艺之本身，又须有实地工夫显出。诗可以观人者，非一二篇什即可为其人之定评也，必历年巳久，作者之性情品格，已能尽载于零篇断幅之中。顾此事绝难证明。文字、格律工夫，先占其大部分。工夫纯熟，亦关乎其人之操持，而性情亦往往因工夫而表见。王阮亭曰：“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语确不可易。观人者亦观其工力如何耳。先子有言曰：“诗做到百篇以上，始有评论之价值。”虽专就学力言，而知人之术亦在其中矣。
诗有普遍性质，必使人人了解。纵措词微妙，亦当令人明了文义后重重推出，如此方是好诗。一览无余，固非佳构；而百思莫解，亦岂上品？大抵诗之为道，始以声入，亦终以声出。读者必先乐闻其声，进而求其文字，再进而识其义理。三者俱配制适当，可以玩赏，可以咏叹，甚则可以歌，可以泣，可以舞，可以蹈，而诗篇成立矣。若故事堆砌，貌为衍博，按其实际，真气已无，去诗远矣。
今之学者，非一概抹杀以为新，即一味顽守以为旧，诗其一也。其实学术文艺，世界之公物，各以国语扬其波，助其流，无一日之停息。新者不必用拾人之所吐弃，旧者亦须慎图其新。若舍己之所有，而反令他人代有之，代鼓吹之，可耻孰甚焉！
王阮亭拈“神韵”二字说诗，是就诗之成物上说。予加“学养”二字，是从作诗工夫上说，仍阮亭学问性情相辅之论也。
刘融斋先生日诗不外见、间、觉、知四字：“诗云：‘要要草虫’，闻而知也。‘阜虫’，见而知也。‘有车邻邻’，知而闻也。‘有马白颠’，知而见也。”此乃探本之论。予谓作诗不必临时构题作意，平日见闻觉知，积之久，随时借题发挥者，真诗也。
先生曰：“佳章中必有独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独得之字。如‘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独得也。”此说自先生发明，子幼即闻之。
先生曰：“诗中固须得微妙语，始佳。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着。”予谓“微妙”二字，即是中鹄耳。
先生曰：“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予谓云雷奋发，尤为难能可贵。
先生曰：“诗有富贵气象最好。富者如昔人所谓函盖乾坤语，贵者所谓裁断众流语。可见诗之富贵，非一切世间所能喻也。”
王阮亭曰：“五言要多蕴籍，七言则发扬蹈厉，无所不可。”此以五七言字格言耳。刘先生曰：“五言质，七言文。”此以意格言耳。子谓五言收，七言放，均有发扬、蕴籍二种。要以骨重神凝为极致。
先生曰：“诗质要如铜墙铁壁，气要如天风海涛。”上句五七言俱有，下句在七言为多。
先生曰：“天之福人也，莫过于予以性质之正。人之自福也，亦莫过于正其性情。从事于诗而有得，则乐而不荒，忧而不困，何福如之。”此语为予终身药石。予谓天之生诗人也，将夺其人生一一之美好，而予以美好之全体。全体不可有，而可觉也。一一之美好，世人知之而趋赴之，得之而爱昧之，诗人不屑也。不屑而有诗，则真美好矣。此乐非人与之者，或谓天与之，可；谓先夺之而后予之，亦可，谓无所夺，亦未尝予，亦可。要惟诗人自知之，亦惟知诗者知之，他无与焉。
先生曰：“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故余论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论诗旨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按先生醒醉之说，前人无此精到。惜予句醉者少，醒者多。
先生曰：“诗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数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数句为眼者，有以一句为眼者，有以一二字为眼者。”按诗眼之说，前人已有之。先生之言更精透，敬录之以为诗法。
先生曰：“作诗有伏、应、提、顿、转、接、藏、见、倒、顺、绾、插、浅、深、离、合十六法，篇中、中、句中均有取焉。然必浑然无迹始善。”按此说宜与议、叙、写条合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