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字林》之属，惟别形体。至于寻声推韵，良为疑混，未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裁分宫羽。沈约之前，已有此书，约特总而补之，或少有更定耳。’”（约参酌经文，尚存古意，读其诗可以知之。）而云自约创始者，亦流俗人之见也。《切韵》本非约始，然必南人所作无疑，故音颇参差，盖北音无入声，四声之别，惟南人有之耳。元周德清作《中原音韵》，并为三声，裁入声并入上、去各部，即本自北音者也。（《词林正韵》云：宋时有《中州韵》，今亦散失。）李松石《音锵》曰：“各家音韵，其源本乎《切韵》，《切韵》本乎《声类》，《声类》本乎《四十二契》，《四十二契》本乎许叔重。盖叔重作《说文》有谐两字之声以定一字之说，即反切之义也。或云反切来自天竺，出于西域番僧。”释慧皎谓：“梵响无授，始自陈思王，则《四十二契》之所本不在许氏叔文矣。而魏孙炎作反切，则实源于《四十二契》云。”杨慎《丹铅录》云：“切韵自舜世已然，不始于番僧也。”《音学五书》引《颜氏家训》曰：“九州之人，言语不同。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辞》之经，后有扬雄作《方言》，其书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异同，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许慎造《说文》，刘向制释名，始有譬况借假以证音字。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谅未可晓，加以外言、内言、急气、缓气、读若之类，益使人疑。汉末孙叔然入郑玄之门，为东州大儒，独知反切，创《尔雅音义》，至魏大行。高贵乡公曹髦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逢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此反切之所由兴也。”又曰：“反切汉以前已有之，其所引证众而确。如《左传》‘守陴者皆哭，’注：‘陴，’城上僻倪也。‘僻倪’正切陴字；如《诗》‘墙有茨，’注：‘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字之类，不胜枚举。迨至汉中绝，故其释文无切音，但读如某而已。”顾氏此条殊为明切，但古人以入为母，以浮音为从，两字相切以成音。观“陴”、“茨”等字之切，可以知之矣。不但顾氏不及知此意，即诸书亦未言及。故历来反切母音皆四声杂用，致余音为两声之格也。由是言之，今人不及古人远矣。音有六要：一曰穿鼻，二曰展辅，三曰敛唇，四曰抵龌，五曰直喉，六曰闭口。又“九音”曰：舌上、舌头、重唇、齿头、正齿、半齿、喉音、牙音是也。又有轻、重、清、浊，有内言、外言、急气、缓气之分。然方音殊言，难期准确。扬子作《方言》，虽复坐照四表，物来能名，而于音释，初无所补。自孙氏切释经书，直音、读若之注始废，而反切遂有专书，代出不穷矣。顾其母子各别，音注不同，盖仍限于方音歧出故耳。且字书多寡亦不等，明沈宠绥别立三字切法，如“西鏖乌”为“萧”、“几哀噫”为“皆”之类。然俱以平为母，以类为从，故母音之余声窒而不畅。至吕坤以平入互为反切，谓之“交泰韵”。实即齐梁“大纽”、“小纽”法也。而入声亦分阴阳，则发前人所未发。惜切音上、去微乖耳。又考诸家切音，如“忿悟切”为“赴”，“畅侍切”为“翅”。不知“忿”之余音为“恨”，“畅”之余音为“项”，以切“赴”、“翅”，五音乖矣。惟沈宠绥三字切法，五音之中，以类相从，可无遗音。李松石非之，以为蛇足，是则李氏之误也。且沈氏切法，尤宜于歌曲，其人必审音律。李氏北人也，幼随其兄宦南方，故于南北音极精深可法，然音律无所知，故云然耳。《切韵》之书，其始本为方言奇字而设。及声病兴，新乐府一变而为词，再变而为曲，舍考古以外，词曲家尤精究之。自明以还，著者有戈氏《正韵》，虽为词林所重，然有泥美人之诮，以其板滞不能变也。今所宗者，为《中原音韵》、《万树词律》。又有《空谷传声》一书，以三十六字母为节拍，以切音与诗无补，故不备录。《空谷传声》亦曰：“击鼓射字，以所击鼓数，合而为字。以鼓数代言语。”即陶宗仪《辍耕录》所云“射字诀”也。弹几击棹，皆可为之切韵。历来皆有字母，计《舍利》，三十字母，守温增为三十六字母。《西域音》，三十六字母。《金刚经》，五十字母。《般若经》，四十一字母。《华严经》，四十二字母。《蒙古》，四十一字母，陈晋翁删为三十二字母，吴草庐又增为三十六字，李如真减为二十二字，新安又为三十二字，刘士明仍加为三十六字，方以智减为二十字。邵康节《经世声音图》，一百九十二音，为最多。又有以字母成诗者，如兰廷秀《东风破早梅》，二十字，徐香坨续二十字。许月南《醉太平》，三十八字，徐耦船四十字，许石华三十四字。徐声甫《锦缠道》四十字，吴客如三十四字，徐古渔三十四字，李松石三十三字。以上皆见李松石《音监》。（字数多，不复绿出。《音监》备载，阅者可按查也。）金皇统中有荆璞，善达新声，将三十六字母添入韵中。泰和初，韩道照重为改并，撰《五音集韵》。元刘监又有《切韵指南》，李世泽《切韵射标》，僧讷庵本刘监《指南》，立二十门法，名曰《玉钥匙》。所谓二十门法不可得见。而司马温公《指掌图》约略可言，如分递用韵为“音和”，音和者，